二
    有了上述认识，我们就可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真正实事求是地来考虑中国历史体系了。
    中国是重要的人类发源地，也可说是蒙古人种发祥的地方，因而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这是不成问题的。但这是一万年以前的事，那时可能有过真正的氏族社会，不过已很难复原了。我们只能以此为前提，探讨中国原始社会是怎样瓦解的？中国文明是怎样诞生的？
    在本世纪30年代，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尚处在一片传说性的迷雾中，所以当时按照《反杜林论》中提出的阶级形成的两条途径，说中国文明是早熟的文明，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近数十年的考古发现证明，这种看法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首先，中国的农业，无论是南方的水稻和北方的黍稷，均起源于一万年前。就黍稷而言，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即采集农业、锄农业和耒耜农业。黍稷属旱地作物，在北方广大地区均能种植，特别适宜于黄土地带；而南方的水稻在长期内只能实行小面积种植，所以中国文明的中心长期在北方黄河流域。
    黍稷大约起源于丘陵山地，故而有“稷勤其官而山死”之说。这里说的是稷王，他是由于勤劳农事死在山上的。到锄农业阶段，人们开始散布在河旁台地上居住、劳动和生活。这倒不是为了灌溉，而是解决人畜用水问题。后来发明了凿井，人们才开始散布在远离水源的广阔平原地带。所以，凿井和耒耜都是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
    采集农业的作物是自然生长的，锄农业阶段则选择地块实行撒种。有了耒耜，就可以垦辟沟洫田垄，实行条播了。这反映了农业的巨大进步，自此有了田亩制度，所以是一次农业革命。
    人们的社会结构总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变化的。在采集农业阶段，氏族组织仍然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保证。但到锄农业阶段，家族就成了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了。这是因为，耕地要按家族分成大块，实行集体劳动，共同生活。当然，还有一些产业，如制陶业和最初的饲养业，仍是以氏族为单位进行的。只是到了发明耒耜和凿井之后，这种情况才有所变化。家族的耕地进一步按家庭分为小块，开始按家庭进行生产了。后来的井田制，就是从这里产生的。所以，井田制的出现，是中国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标志。
    本来，家族土地的再分割会导致以个体农户为单位组成的农村公社，但由于生产条件的限制，中国文明起源却走了另外一条路子。在当时的条件下，要进行农业生产，就得开辟耕地，而耕地一般只能用到9年为止。开辟耕地需要集体进行，所以家族仍然是农业生产的外在保障。而且，家族要有多余的公用荒地，才能实行农业生产的大循环。于是，一些近亲家族组成为宗族，共同占有一定的地域，在其中“换土易居”。当然，宗族的土地是由其中的一个家族掌握的。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家庭、家族、宗族三位一体的社会结构，迈进文明社会。
    不仅如此，宗族还联结为姓族。所谓姓族，就是出自同一始祖的宗族群体。例如，姒姓宗族系列、子姓宗族系列、姬姓宗族系列、姜姓宗族系列，等等。这也是中国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标志。姓族相当于我们通常所说的部族，但远较部族之说为明确。在我国古代，部族有得姓者，有未得姓者。得姓者已进入文明社会，否则就仍停留在原始状态。华夏族就是由不同的姓族形成的，而不是由所谓部族直接发展而来的。同一部族群体，或为华夏，或为蛮夷，其主要根源也在这里。当然，得姓者也有转为蛮夷的，但未得姓者之转为华夏或形成另一个文明民族，则史无其例。所以，姓族的出现是很重要的，尽管宗族是社会活动的主体，同一姓族的宗族体可以活动于不同的地域。
    但是，仅就姓族、宗族、家族、家庭体系的形成，还不足以充分说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如所周知，文明社会的产生和阶级的形成是同步进行的。那末，中国古代社会的阶级关系是怎样发生的呢？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随着农业的发展进程，养殖业也相应地发展起来。最早是养狗，继之养鸡，进而养猪、羊，最后是养牛、马、鹿、象，等等。养殖业在锄农业阶段还是集体所有的，但到耒耜农业阶段就分属各个家族和家庭了。这样，在各个家族和家庭之间，因拥有的畜禽数量不尽相同，就出现了贫富差别。家字从“宀”从“豕”，其意即以豕代表财富。在考古发掘中发现，有以猪下颔骨、猪头、甚至整猪作为殉葬品的情况，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而其有无多少，则表明贫富分化已经产生了。
    其次是手工业的发展。石器不用说了，从石器工业中又发展出玉器来；同时骨器也发展成为一个手工业部门。其他如纺织、木器、编织等，也有长足的发展。而新兴的产业则有陶器，从烧制陶器的过程中又引发出铜器来。可以说，到耒耜农业阶段，我国古代已开始进入铜器时代。
    更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手工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属于集体所有的，而到了耒耜农业阶段则已归不同的家族和家庭所有了。当然，手工业产品在很久以前就是归使用者所有的。这样，在各个家族和家庭之间因是否专有某种手工业和占有手工业产品之多寡，也产生了贫富差别。考古学中所说的社会分层现象，主要是据此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