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关于历史上的经济成长方式的主要种类和变化，费维凯（Albert Feuerwerker）从理论上 作了总结。他认为历史上的经济成长方式，主要有“广泛性成长”（extensive growth）、“ 斯密型成长”（the Smithian Growth）和“库兹涅茨型成长”（growth a la Kuznetz或the K unznetsian Growth）三种。第一种方式是近代以前主要的经济成长方式，第二种方式发生在 工业革命以前的“近代早期”，而第三种方式则是工业革命的产物。这三种成长方式在性质 上各不相同，并由不同的动力所推动。在性质方面，第一种成长只有经济总量增加而无劳动 生产率的提高；第二种成长有经济总产量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技术变化不大；第三种成 长则不仅有经济总产量和劳动生产率的明显而持续的提高，而且还有重大的和不断的技术变 革。在成长动力方面，第一种成长方式是外延性扩大，主要通过同类型生产单位（例如农户） 数量的增加；第二和第三种成长方式都有内涵性扩大，但第二种方式主要由劳动分工和专业 化推动，而第三种方式则由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推动。就中国历史上的情况而言，第一种方 式是帝国早期的主要经济成长方式，第二种方式出现于帝国中期，但到帝国晚期才得到较为 充分的发展；至于第三种方式，则是到19世纪后期才在中国少数地区开始出现（注：Albert Feuerwerker,Presidential Address:Questions about China's Early ModernE conomic History That I Wish I Could Answer,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51,No .4（1992）。并参阅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第一章，江苏人民出 版社1998年版。）。据此，如 果在20世纪以前中国历史上有可能出现“经济革命”的话，只会是中国的经济成长方式由“ 广泛性成长”向“斯密型成长”转变。
    3.经济成长方式的重大变化，实质应该是由只有“量的扩大”而无“质的改进”的“增长 ”（growth），向既有“量的扩大”、又有“质的改进”的“发展”（development）的转变。 因此，“质的改进”也是这一转变的主要特征。而所谓“质的改进”，主要表现为建立在重 大技术进步的基础之上的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注：参阅Albert Feuerwerker,Presidential Address:Questions about China's Early Mod ern Economic History That I Wish I Could Answer;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 inese Past,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1973,pp.306-316;Philip Huang,The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Stanford Un iversity Press,1990,pp.11-13。）。因而不论是由“广泛性成长”向“斯密 型成长”转变，还是由“斯密型成长”向“库兹涅茨型成长”转变，“经济革命”都以技术 的重大变革和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为主要特征（注：费维凯说的在“斯密型成长”中技术变化不大，指的是这种成长方式确定下来以后不再 有重大的技术变革。但他并未认为在从“广泛性成长”向“斯密型成长”转变时没有重大技 术 变革。）。有学者指出这种说法未强调制度变革（或者说生产关系的变化）的作用，这确实是一不足（注：道格拉斯·诺斯说：工业革命由组织变革和技术变革构成，是一个“组织变革和技术进 步相互影响的过程”。详参Douglas North，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W .W.Norton & Company（New York），1981，pp.158-159。因此从工业革命的情况来看，制度 变革与技术变革可谓经济革命的双翼，缺一不可。）。然而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来说，技术 变革比制度变革的作用可能更为重要（注：按照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以技术变革为核心的生产力变化和以制度变革为核心的生产关 系变化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但前者显然居于更加主动的地位。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讨论“工业 革 命”时，也把建立在重大技术进步的基础之上的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作为判断经济革命的 主要标准。例如斯努克斯认为：工业革命是经济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构成了由持续的技术 变革所驱动的近代经济成长时期和以前时期之间的分界线。在以前的时期，经济成长主要依 靠人的经验，在真正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方面通常没有迅速的和持续的增加。参阅Graeme D onald Snooks ed.,Wa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cessary？Routledge（London & N ew York），1994，p.1。）。因此《检讨》在讨论有关“经济革命”的问题时， 采用的就是这种较为普遍的观点。
    “经济革命”的另外一个主要特点，是有关转变发生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之内。斯努克 斯（Graeme Donald Snooks）在对工业革命进行分析时，指出“革命”的要义是发生在一个相 对较短的时期内的“完全的变化”；工业革命之所以是一场经济革命，主要是因为所涉及的 技术变革发生在一个大约70年的时期之内（注：Snooks主编Wa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cessary？pp.5-6。）。布罗代尔的看法有所不同，他认为英国工业革 命“既是一系列急剧的事件，也是一个显然十分缓慢的过程”，是“一支乐曲在两个音域的 同时演奏”。简言之，“工业革命至少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普通意义上的革命，包括肉眼 可见的一系列短时段变革；它也是一个渐进的、不露声色的、往往难以辨认的长时段过程” 。但是他也强调“革命的爆发”是“长时段的潜在冲突如火山喷发一般短促而剧烈的表现” ，并且引用朗德的话说：“工业革命是总量达到了临界状态，从而导致革命性的爆炸”，而 这个“相当具有爆炸性的年代”，大致上可从1760年算起（注：布罗代尔：《世界的时间》，第622、357、368-369、417页。）。
    此外，我还要指出：在研究“经济革命”时，除了时间的特点外，还应当考虑空间的特点 ，即有关转变应当发生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地域之内。布罗代尔说：在18世纪后期的经济发展 史中，法国是其幅员的牺牲品，因为与英国相比，法国的疆域过大，使得法国各省之间交往 困难，从而使得全国性的市场运转不易（注：布罗代尔：《世界的时间》，第622、357、368-369、417页。）。这种情况，当然也使得各种变革局限于不同地区 ，难以形成一种导致全面变化的“合力”。
    中国历史上倘若有“经济革命”的话，也应当具有以上特点。伊懋可强调：虽然有许多界 定“经济革命”的方法，但这个界定应当包括在一个或多个质的方面出现的一个相对显著的 转变，尽管这个“革命”如大多数经济革命一样有着漫长的前史、并像后来欧洲的工业革命 一样也有长期的后续发展过程（注：伊懋可2000年7月28日致李伯重信。）。同时我们也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中国有这样的“经济革 命”的话，它也只可能发生在非常有限的地区，而非全中国或者中国的大部分。过去那种“ 宋代经济革命”说，至少在时空方面是无法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