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范·赞登（Jan Luten von Zanden）的总结，近年来欧洲经济史学界研究近代以前亩产 量所使用的主要方法有以下几种：（1）在意大利和东欧，主要是使用种子与产量之比的材料 进行分析；（2）在法国、西班牙、瑞士、匈牙利等国，主要是使用什一税作为农业生产率的 指标；（3）在英国以及法兰德斯，越来越集中于从遗嘱中获得的有关资料来估计作物亩产量 和作物布局；（4）也有一些研究一直把地租资料作为农业生产率的一个指标（注：Jan Luten von Zanden,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n Europe， 1500-1800.）。简言之，主 要的差别在于资料类型的不同。至于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仍是统计学方法。事实上，研 究 近代以前中国的亩产量的基本资料（田税、地租、家谱、分家文书、农书等），大体也属于上 述类型。因此在中国亩产量研究中，统计学方法也是一种重要方法，但适用范围十分有限 ，原因是有关数字不够丰富，而且许多数字自身存在着各种问题。宋代亩产量记载不多，更 难使用统计学方法研究亩产量，因此必须求助于其他的经济学方法。
    柏金斯（Dwight Perkins）研究中国粮食亩产量时，使用了一种宏观分析方法：首先对一个 地 区人口和耕地的数量、种植制度以及人均粮食消费水平、用作交纳赋税的粮食的数量以及输 出入的粮食的数量等一一进行研究，然后以所得结果为据，求出一个平均亩产量。很明显， 只要人口等各种数据没有大错，那么这个平均亩产量也不会离开实际情况太远。同时，又从 各种史料中大量收集亩产量数字并加以考证，选出其中比较可靠者，与上面得到的结果进行 比较，并根据具体情况加以调整和修正，从而得出一个最接近实际情况的数字（注：Dwight Perkins，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Aldine Publishi n g Company,1969,pp.14-23.我曾用这种方法对明后期（1620年左右）和清中期（1850年前后） 江南的水稻亩产量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果是：明后期（17世纪初期）江南的水稻亩产量大约 为1.6石米，清中期（19世纪中期）则约为2.3石米；亦即后者较前者增加了0.7石，增长幅度 大致为44%（参阅李伯重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1620-1850，pp.125-127 、 130-132）。这个结论与许多学者得出的结论差别颇大。）。虽然这个 数字也不可能绝对准确，但是比起用其他方法得出的结果来说，应当是更接近实际情况。 这种方法对于研究宋代江南粮食亩产量肯定也会很有帮助。宋代江南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 的社会，而在这种社会中，人们主要追求的是产品的使用价值而非价值，即使剥削也有一定 限度。农民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可能大大低于和超过社会对这些产品的使用价值的总需求。这 就为宋代江南亩产量的估计确定了一个可能的范围。倘若我们的估计超出了这个可能的范围 ，那么肯定是有问题的。
    最后，我还要指出：经济学方法也有自身的适用范围，不能用它去完成其不能胜任的工作 。 例如计量分析是经济学的优势，但并非任何经济现象都可以“量化”的。有的学者读了《检 讨》之后问：为什么你不为“什么是经济革命”提出一个明确的“量化”标准呢？我的回答 是：为“经济革命”提出一个“量化”的标准很困难，因为“经济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是 重大技术进步的出现，而重大技术进步本身并非一种可以“量化”的现象。此外，宋代江南 有关史料匮缺，也使得计量分析非常困难（注：例如麦迪森已指出：8-13世纪中国农业中心转移到南方水稻地区并实行多种作物种植， 导致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但是到底提高了多少，由于资料不足，无法量化。见Angus Ma 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第4页。）。因此要对宋代江南的经济进行“量化”研究， 可能已经超出经济学力所能及的范围。
    （三）其他学科的方法
    除了经济学的方法之外，经济史研究还应当从其他学科借用方法，并采纳这些学科新近取 得的成就。这些学科包括了社会科学各主要学科。斯波义信引用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 n）的话总结说，经济史研究所涉及的社会科学学科，至少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 、社会心理学、人口学、社会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等。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模式，都可以 参考借用。例如，经济学家的研究模式（由抽象到具体，先假说后论证）、社会学家的研究模 式（ 从具体入手，注重统计）以及别的研究模式（如把以社会横断面比较为基础的复数指标进 行组合，根据对各种指标的比重及组合方式的适当处理进行归纳，等等），都可用到中国经 济史研究中（注：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88年版，第31页。）。
    此外，经济史研究也会从向自然科学借用方法和研究成果中受益。近年来国际学坛的“史 学科学化”的趋势，除了表现为史学日益“社会科学化”外，还表现为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向 史 学的渗透，特别是“计量史学”的出现，标志着这种渗透已达到相当的程度。许多自然科学 研究的成果，对于经济史学研究来说也非常有帮助。例如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看，农作物的 生长是一个物质变化和能量转换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物质和能量均不会凭空产生和凭空消 失。换言之，农作物的生长，取决于光、热、水、气（二氧化碳）以及各种物质养分的供给及 其相互配合状况。因此单位耕地产品的数量，也取决于作物从自然中所能摄取到的物质和能 量。下面就以气候和肥料为例，看看自然科学方法对于亩产量研究的帮助。
    张家诚关于我国大陆年平均气温变化对农业产量的影响的宏观理论假设分析表明：在其他 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平均温度变化1℃，我国南方各季农作物的产量相应变化大约为10%。 此外，年平均温度相差1℃，农作物遭受冷害的频度也会有很大的变动，从而明显影响作物 的收成（注：年平均温度变化1℃，我国南方各季农作物的熟级（即早熟品种-中熟品种-晚熟品种）可 相应变化一级，而每相差一个熟级产量相应变化大约为10%。见张家诚《气候与人类》，河 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124页。）。竺可桢的研究表明，宋代大部分时间处于气候变冷的时期，年平均气温比唐代或 今天都低1℃-2℃（注：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科学通报》1972年第1期。）。江南农民对此作出了明确的反应（其中之一是改种较耐寒的粳稻）。在 此情况下，不仅推广从南方温暖地区引入的籼稻--占城稻--十分困难，而且亩产量要有 大幅提高也颇不现实，除非我们能够证明宋代江南农民为对抗气温下降而采用了有效的措施 （例如培育出了抗寒高产的水稻品种、施用了更多和更好的肥料等）。
    农作物产量也取决于土壤中各种养分的消耗与补充状况。依照刘楚超和瓦尔克（Kenneth Wa lker）对1960年代中国农业中肥料边际产量的粗略计算，在大量施肥情况下，每公斤氮肥（硫 酸铵）的边际产量大约是3公斤粮食。按照1957年的全国统计数字，每头猪每年所产粪肥中的 养分大约可折为40公斤硫酸铵（注：Dwight Perkins,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p.73.）。换言之，每头猪所产的粪肥，大约可增产粮食120公斤。 宋代1石约当0.66市石（注：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量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235页。），而大米的比重大约为每市石80公斤（注：吉林人民出版社编《农业数据手册》，1980年版。）。据此，如果亩产米6宋石（ 相当于4市石），就需要相当于107公斤硫酸铵的肥料。如果这些肥料都依靠养猪来解决，那 么 每亩田就需要2.7头猪。南宋江南一个农民的家庭农场种田40亩左右（注：李伯重：《宋末至明初江南农民经营方式的变化》，《中国农史》1998年第2期。此数字 主要是根据漆侠的估计得出的。），如果都依靠养猪获 得肥料，那么这个家庭就要养猪100头以上（注：当然农民还有其他的肥料来源，但是从宋代江南的史料来看，除了人粪尿外，并未见有 其他肥料广泛使用。见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并参阅同 氏《宋末至明初江南农业生产技术的变化》（《中国农史》1998年第1期）。）。从清代中期江南的情况来看，虽然此时的水 稻亩产量（2.3清石/清亩）仅相当于南宋制的3.7石（注：明清的1石/亩，大致相当于南宋的1.6石/亩。南宋末期江南人口总数约为800万，而清代 中 期则为3 600万，因此人粪尿的供给总量也相应增加了3.5倍。参阅李伯重《宋末至明初江南 农民经营方式的变化》，《宋末至明初江南人口与耕地的变化》（《中国农史》1997年第3期 ），以及《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长及其原因》（《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而人粪尿供给则比南宋增加了3.5倍， 但是本地肥源已经告罄，肥料严重供不应求，因此不得不大量从外地输入豆饼（注：李伯重：《明清江南肥料需求的数量分析》（《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明清江南肥 料的输入与供求平衡》（将刊）。）。在此情况 下，如果认为南宋江南水稻亩产达到五六石乃至六七石，那么就必须从肥料的角度方面来解 释这些产量是如何获得的。因此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可以使我们对宋代江南亩产量的 研究较少受随意性的支配，作出比较客观的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