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无定法”
    任何一个事物都具有多方面的特征，而任何一种方法都具有局限性。因此无论哪一种方法所提供的视角，都不能使我们认识该事物所具有的全部特征。为了使我们对过去经济实践的认识尽可能地全面，当然就要从尽可能多的视角来研究之，亦即应当尽可能地使用多种方法来研究经济史。只有把史学内外的各种方法结合起来，才能对经济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 全面的和深入的研究。但是这样做，就涉及各种方法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在此方面，最大的分歧在于经济史研究到底是应当以经济学方法为主，还是以历史学方法为主？
    巴勒克拉夫说：“在所有社会科学中，对历史学影响最大的是经济学。”他还引用戴维斯的话说：“迄今为止，经济学是对历史学唯一作出最大贡献的社会科学。”其主要原因不仅 是因为“自从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时代以来，历史学家已经充分认识到了经济因素 在历史变革的形成中的重要性”，而且也是因为“经济学在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方面远远走 在其他社会科学前面”（注：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75、114页。）。在历史学各学科中，经济史学是最早“社会科学化”的，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经济史学可以使用经济学所提供的方法。吴承明指出我国经济史学家在方法论上比较保守（注：前引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一部分学者拒绝使用经济学方法。而根本原因即如巴勒克 拉夫所指出的那样，在于史学家“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碍”，“只满足于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 ， 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这些机器尽管低于现代最先进的标准，却仍然能够使企业在尽可能少 地追加资本的前提下，提供一定数量的拥有现成市场的老牌传统产品”（注：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327、330-332页。）。
    然而我们同时也要强调：经济学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非常重要，但不能凌驾于历史学方法之上成为惟一的方法。希克斯说他尽管不要求经济史包含全部历史，但也反对缩小经济学的范围来对经济史作狭义的理解（注：John Hicks,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p.1.）。吴承明更指出：“经济学理论是从历史的和当时的社会经 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但是不能从这种抽象中还原出历史的和当时的实践。”他并引用马克 思的话说：“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 供某些方便。”（注：前引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经济学所提供的只是认识历史事实的工具，而不能代替历史事实本身。因 此以某种经济学理论而非以历史资料作为经济史研究的出发点是错误的。索洛（Robert Solo w）曾经批评某些西方经济史学者过分尾随经济学说：当代经济学脱离历史和实际，埋头制造 模型；而当代经济史也像经济学那样，“同样讲整合，同样讲回归，同样用时间变量代替思 考”，而不是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心态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因此“经济学没 有从经济史那里学到什么，经济史从经济学那里得到的和被经济学损害的一样多”。他呼吁 经济史学家可以利用经济学家提供的工具，但不要回敬经济学家“同样的一碗粥”（注：Robert Solow,Economic History and Economics,Economic History,Vol.75,No.2,1985 .）。
    事实上，由于经济学本身总是不断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变化（注：富斯菲尔德（Daniel Fusfield）把经济学的发展总结为“一个变化着的世界把各种变化着 的问题带给了一个变化的学科”。见Daniel Fusfield,The Age of the Economist（第4版） ，S cott，Foresman and Company,1982,p.2。），因此只能用历史的眼光来看 待和检验各种经济学理论。熊彼特说：“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 过程。由于理论的不可靠性，我个人认为历史的研究在经济分析史方面不仅是最好的，也是 唯一的方法”（注：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9页及注3。）。吴承明也指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史的方法，而历史又是研究经济学的 最后的方法”（注：前引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经济学与历史学二者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在经济史研究中拒绝经济学 方法或者采取“经济学沙文主义”的态度，都是有害的。
    由于治史可因对象、条件之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方法，因此可以说“史无定法”。吴承明对 此作了很好的总结：“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很难说有高下、优劣之别”， “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但就历史研究而言，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 太老了，必须放弃”，“我以为，在方法论上不应抱有倾向性，而是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 资料等条件的可能，作出选择”（注：前引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这就是我们研究经济史应采取的正确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