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近二三十年来国际学界探讨的重点问题之一，已有不少重要 的新观点提出。关于中国历史上的技术变化及其与经济变化的关系，伊懋可、白馥兰（Franc esca Bray）、瓦格纳（Donald Wagner）等也提出了若干新见（注：参阅Mark Elvin，Skills and Resourc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in Dwight Perkins ed.,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 977；Francesca Bray,The Rice Economy: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in Asian Societi e s,Basil Blackwell,1986;Donald Wagner,The Traditional Chinese Iron Industry an d its Modern Fate,Curzo Press,1997。）。在经济史研究中，应当注意 这些进展，从新的角度来思考技术变化及其与经济变化的关系。
    1.按照过去传统的看法，技术进步主要是指新生产技术的发明。然而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 那样，发明“本身对于经济生活不产生任何影响”（注：参阅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第294页。）。因此经济史上的技术进步，显然还包 含了更多的内容。伊懋可指出：在研究技术进步时，必须对技术的发明（即某项新技术的最 初出现）、技术的革新（即改进该项技术以应用于生产）和技术的普及（即将革新了的技术广泛 运用于生产）三者加以区别（注：伊氏1994年5月1日致李伯重信。）。否则就会如波塞鲁普（Easter Boserup）所指出的那样，如果 把“发明”的定义扩大化、把新技术对已有技术的适应也包含于其中的话，就会掩盖技术发 明和技术传播之间的区别（注：Easter Boserup,Population and Technology,Basil Blackwell,1981，第3-4页。）。简言之，技术进步有双重特性：首先，一项新技术被发明出来 后，本身还要继续改进，以变得更加完善；其次，这项新技术必须被广泛运用于生产活动。 只有当它被改进到相当完善的程度时，才会被广泛地运用于生产；而只有当它被广泛运用于 生产时，才会对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技术进步问题时，更加需要 重视的是新技术的改进和传播。正因如此，麦迪森认为明清中国耕作技术普遍提高，采纳和 吸收有关知识也很成功，这个已知优秀生产方法广泛传播的过程，也应视为技术进步（注：见An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第33页。）。
    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江南农业的技术进步问题，可以看到：一般所说的那些宋代的主要技术 进步，其完备化及普遍运用主要发生在明清（注：在江南水稻农业由粗放向集约转变过程中最重要的技术进步，在农具方面是耕犁（水田翻 转犁）以及水车，在栽培技术方面是插秧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稻麦复种制，在农田水利方面是 围垦湿地（湖泊、沼泽等），在经济作物方面是桑树和茶树的密集种植。这些技术都出现在唐 代（参阅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第3章第1节）。另外一些最重要的技术进步，如棉花 的种植、饼肥的使用，则出现在宋代以后。上述这些技术的完备和普遍运用，则都在明清（参阅李伯重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1620-1850，第3章）。）。因此对于江南农业的技术进步而言，更重要 的 是在明清时期。如果忽视技术进步的特点来看宋代江南的农业技术进步问题，是无法得出正 确结论的。
    此外还要指出，关于“技术进步”，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白馥兰指出东亚 传统水稻农业技术与西欧旱地农业技术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别，前者主要是一种“技巧趋向型 ”技术（skill-oriented technologies），而后者则主要是一种“机械型”技术（mechanicaltechnologies）。由于这个差别，在研究东亚水稻农业变化时，就不应把某种节省劳动的新 农具视为引起农业重大进步的关键因素（注：Francesca Bray,The Rice Economy: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in Asian Societies ,pp.115,156.）。以往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常常过分强调某种高效率 、节省劳动的新农具（例如江东犁）所起的作用，无疑是受到西欧经验的影响。事实上，就江 南而言，明代发明的铁搭，虽然结构简单，效率不高，但是在实际生产中却有很好的效果。 因此就实际效果而言，这项发明及其运用对于江南农业的作用恐怕比江东犁更大（注：陈恒力和游修龄都已指出：江南（特别是太湖地区）的水田土壤粘重，牛耕既浅而又不匀 。如用铁搭，虽然功效较低，但可翻得更深；因此牛犁的效果明显不如铁搭。见陈恒力《补 农书研究》增订本，农业出版社1963年版，第129-130页；游修龄《中国稻作史》，中国农 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146页。）。
    2.依照一种为许多人所默认的看法，一项新技术发明出来后似乎就会“理所当然”地运用 到生产中去，从而推动经济发展。然而技术与经济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
    首先，在一般情况下，如熊彼特所言，“当技术因素与经济因素冲突时，它总得屈服。… …在一定的时候所使用的每一种生产方法，都要服从经济上的恰当性”（注：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第16页。）。经济发展实际上是各种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没有其他要素的配合，技术进步本身并不能导致经济发展。这种 情况，最清楚地表现在蒸汽机的发明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方面。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是工业革 命的象征，然而从技术史的角度来看，蒸汽机并非18世纪的新发明。远在公元1世纪末，赫 罗（又译为赫伦）就已发明出了最早的蒸汽机，并已达到相当高的工艺水平（注：今日科技史学家兰德尔斯根据赫罗的蓝本将该蒸汽机复制出来，每分钟转速高达1 500转 以上。参阅彼得·詹姆斯与尼克·索普《世界古代发明》，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4 4页。）。在文艺复兴时 代，赫罗著作被译为多种文字出版，受到欧洲各国人士的重视（注：哈孟德夫妇：《近代工业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02-104页。）。虽然关于蒸汽机的基本知 识在18世纪以前已为欧洲人了解，但是只有到了18世纪，在各种因素比较齐备的英国，这项 技术进步才逐渐发挥出其伟大的潜力，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
    其次，重大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并非立时可见。斯努克斯和哈雷（Knick Harley） 、费因斯坦（Charles Feinistein）等人的研究表明：比起工业革命前，英国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年增长率在工业革命期间仅有温和的增加；而在人均实际消费方面，在1760-1820年间几 乎没有变化，到1820-1850年间才出现明显的增加（注：参阅Snooks主编Wa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cessary？第3、12页。）。换言之，经济成长的明显加速与珍妮 机、阿克莱水力纺纱机、瓦特蒸汽机等重大技术发明出现之间，已有大约半个世纪的间隔。 因此重大技术进步并不一定会马上导致经济发展。
    从这种立场出发来看江南历史上的技术进步问题，显然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江东犁、 占城稻、稻麦复种制等，确实是重大的技术进步，但由于其他因素不齐备，难于在宋代江南 普遍使用。同时，即使这些重大进步都出现，也不一定很快就导致重大的经济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