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在中国的经济成长方式由“广泛性成长”向“斯密型成长”转变的过程中,江南走在最 前面。国内大多数明清经济史学者都认为到了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江南出现了“资本主义 萌芽”。尽管我对“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持保留态度,但是也同意“资本主义萌芽”学派的 一个重要观点,即江南经济在明代后期(大体上是嘉靖中期到崇祯初期)出现了一系列由商业 化推动的重要的变化(注:大多数学者都同意这些变化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引起的,同时又进一步促进了商品 经 济的发展。黄宗智则将这种发展称为是一种由商业化所驱动的经济发展,见黄氏The Peasan 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商业化推动的经济发展,正是“斯密型成长”(注:依照“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分工和专业化为基础,因此资本 主义萌芽在江南的出现与发展,也体现了分工与专业化正在逐渐成为江南经济发展的主要推 动 力量。而以分工和专业化为动力的经济成长,就是所谓“斯密型成长”。)。“斯密型成长” 的动力是劳动分工和生产专业化(包括生产过程的分工与专业化,以及生产的地域分工与专 业化),而这种分工与专业化一直要到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在江南才变得比较明显。换言之 ,只有到了此时,“斯密型成长”才成为江南经济成长的主要方式。因此,如果说江南有一 个“经济革命”的话,那么应当是发生在明代后期的大约一个世纪内。 与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相比,宋代江南在商品经济发展方面显然还处于相当低的水平。因 此在经济成长方式方面,宋代江南尚不可能出现由“广泛性成长”向“斯密型成长”的转变 。同时,以往“宋代江南经济革命”所列举的那些经济进步,发生在两宋三百多年的时期内 (如果如通常的做法那样还要连带上吴越国时代和元代的话,则更是长达四个半世纪)。以往 的研究也无法证明宋代江南的经济成长速度比唐代中后期或者明代后期及清代前期更快。由 此而言,宋代江南是不可能出现“经济革命”的。 那么,应当如何看宋代江南的经济发展成就呢?我认为可以用布罗代尔的“两音域”比喻, 把从唐代到明代后期大约一千年中的经济变化视为广泛意义上的“经济革命”(即“渐进的 、不露声色的、往往难以辨认的长时段过程”),而把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的变化视为普通 意义上的“经济革命”(即“肉眼可见的一系列短时段变革”)。由于拙文讨论的是普通意义 上的经济革命,因此前者当然也不能被视为“经济革命”。 (二)宋代江南的农业变化与农业劳动生产率 由于《检讨》主要谈的是宋代江南是否有过“农业革命”的问题,因此上述关于“经济革 命”的讨论也就具体落实到农业方面来。对此,伊懋可作了很好的说明。他指出:帝国中期 (主要即唐宋时期)的“经济革命”基本上是一个向一种主要存在于稻作农业中、越来越集约 的农业形式的决定性转变。在此转变之后,这种农业形式迅速地变得不可逆转(注:伊懋可2000年7月28日致李伯重信。)。换言之, 宋代江南的“经济革命”(如果有的话)主要就是“农业革命”,即农业生产方式从粗放向集 约的决定性转变。那么,宋代江南真的出现了“农业革命”吗? 从江南农业的历史来看,集约型农业的出现虽然始于唐代后期(注: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第3、4章,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在宋代又有颇大的进展 ,但是真正成江南农业的主导生产方式,却是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的事。不仅如此,无论从 农业的总产量还是从农业劳动生产率来看,这一时期江南农业发展的速度,在20世纪中期以 前的一千多年中也是最快的(注:李伯重: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1620-1850,第5、7、8章,The Ma c millan Press(Houndmills),1998。)。因此如果说近代以前的江南出现过“农业革命”,那也只会 出现在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宋代江南农业发展确实有伊氏所言的农业生产方式从粗放向集 约转变的趋势,不过也仅是趋势而已。如大泽正昭、足立启二、北田英人、滨岛敦俊、游修 龄等的研究从不同的方面所证实的那样,宋代江南农业还比较粗放,集约型农业尚处于早期 阶段(注:见大泽正昭《陳旉農书の研究》,农山渔村文化协会(东京),1993年,第40-41 页;同 氏《唐宋变革期農業社会史研究》,汲古书院1996年版,第239-249页;足立启二《宋代 两浙における水稻作の生產力水準》,熊本大学《文学部论丛》17号(1985年);北田英 人《宋元明清中国江南三角洲農業の進化と農村手工業に關する發展研究》(1986- 1987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一般研究c>研究成果报告书);游修龄《占城稻质疑》,《农 业考古》1983年第1期。)。因此说江南农业此时已出现了生产方式从粗放向集约的决定性转变,我认为是不能 成立的。 我不同意“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否认宋代江南农业确实出现了一些 重要变化。伊懋可将这些变化作了归纳:直至8世纪后期,在很大一个地域范围之内,江南 农业仍然部分地具有粗放的性质。到了11世纪,至少在江南的一些地区肯定已实行稻麦复种 制,而其目的主要并非提高亩产量,而是更充分地利用劳动力。自10世纪后期到12世纪初期 ,江南农业的发展速度至少不比人口增加速度慢(注:伊氏引用斯波义信的研究成果,认为在960-1100年间,江南人口年增长率大约为1%,即 在120年中人口总数增加了3.3倍。),接近于一种可称为“革命”的速度。虽 然此时江南耕地数量也有很大增加,但按照李嘉图的地力递减规律,新开垦耕地的质量可能 比 原有耕地差,因此肯定有相当重大的技术改进,才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来养活新增的人口((否则就必须大量输入粮食,然而我们并未见到这种情况的发生)(注:伊懋可2000年7月28日致李伯重信。)。简言之,伊氏认为宋代( 自10世纪后期到12世纪初期)江南农业出现了相当重要的技术进步(特别是土地利用技术的进 步),同时农业发展速度也颇为迅速(至少不慢于人口增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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