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济学方法
    从对《检讨》的反应来看，在一些学者心目中，经济学的方法主要就是统计学的方法。这 种想法不足为奇。希克斯说：“凡是一种历史理论可能适用的历史现象，从我们对其兴趣而 言，都可认为其具有统计学特征。经济史上的大多数现象（无论我们如何广泛地看），都确实 具有这些特征。我们要问的经济史的问题，大都涉及那些可以具有此特征的类别。”但是希 氏接着指出：“从本质上来说，这并非经济史与其他历史之间的差别”，因为“在史学的任 何分支中，我们都会发现自己在寻求统计学上的一致性。区别在于我们是对一般现象还是对 具 体经过感兴趣”（注：John Hicks,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p.4.）。因此把经济学方法等同于统计学方法的看法是很不全面的。对于那些 可以获得大量数据的研究对象（注：例如王业键所收集的清代的米价数据、李中清所收集的清代人口数据，都数以十万计。），只有依靠统计学方法，才能进行研究。但是对于那些数据 不丰的研究对象，统计学方法就难以奏效了，因此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学方法对于古代经济史 研究并无多大用处。但是我们要强调：经济学方法决不仅只是统计学方法，而经济史研究中 可 以利用的经济学方法也有多种。在许多情况下，其他一些方法可能比统计学方法更为重要。
    首先，经济学方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经济学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主要的理论框架。凯恩 斯说：“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想技术。” （注：转引自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如果没有经济学提供的思维方法和构想技术，是无法进行经济史研究的。一些经济史学者 拒绝经济学理论，但实际上他们也在不自觉地使用某种理论。至于这些理论是否正确，他们 却并不去考虑。正因如此，他们往往在无意之中会得出一些错误的结论。典型的例子如 亩产量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在我国人口稠密的东部地区，自清代中期以来，由于可耕 地开 垦殆尽，增加农业产量只好主要依靠提高亩产量。不少学者囿于这种习以为常的观念，把提 高亩产量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惟一手段（注：在《检讨》中讨论劳动生产率时，我以粮食亩产量增加作为判别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 指标。这样做的原因及其特定条件，拙文中已作了清楚的解释。有的学者忽视了我所作的说 明，从而对拙文产生误解，认为我所说的劳动生产率就是粮食亩产量。其之所以会如此，主 要原因即如上所述。）。而从经济学观点来看，亩产量与劳动生产率并 非同一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取决于劳动、资源、技术等要素相互关系的变化。在耕地资源 丰富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可以通过“广种薄收”的方法达到。相反，在劳动力供 给过多的情况下，亩产量虽然达到很高的水平，但却可能恰恰表现了“内卷化”（或“过密 化”）下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注：伊懋可的“高水平平衡机制”和黄宗智“农业过密化”理论，都说的是这种情况。见伊 懋可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第16章，以及同氏The High-Level Equipment Tr a p:the Causes of the Decline of Invention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Textile Indu stry（in Mark Elvin,Another History-Essays on China from a European Perspective,W ild Peony,1996）；黄宗智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第 8、9章，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以及同氏The Peasant Family Economy and R 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第3、16章。）。
    其次，从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出发，我们可以对经济史上的一些问题作出更为合理的判断。 例如在宋代江南，是否由于有了“最好的耕犁”（江东犁）和因“人多地少”导致的充足的劳 动力，就会导致“精耕细作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呢？（注：漆侠：《宋代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0、178页。在分析精耕细作的 发展问题时他还指出：“这种耕作方法除犁需要改进和增加鋫刀这个垦田利器外，还必 须有充足的劳动力，这两条缺少任何一条都是不能成功的。”）从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出发来看 ， “精耕细作”指的是劳动密集的耕作方式，而江东犁则代表了一种节省劳动的技术。劳动力 的供给与劳动密集型的耕作之间通常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与节省劳动的生产工具之间 则通常是相互排斥的关系（注：大卫·勒旺（David Levine）对此作了明确的说明：“由于劳动便宜而且供给充分，人们 不愿进行资本投资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因为工资低，原始的生产技术仍是最有利可图的；低 水平的技术，导致劳动集约化。”见David Levine,Family Formation in an Age of Nasce nt Capitalism,Academic Press,1977,p.14。）。一般而言，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农民通常采用的是节省 土地的技术，而非使用节省劳动的技术（注：白馥兰也指出：“技艺趋向型”技术和“机械型”技术都能增加单位农田的产量，但前 者可视为土地的替代物，后者则可视为劳动的替代物。要在二者之间作出合理的选择，必须 考虑在一种具体的情况下，何种投入能够最大地提高产量（Francesca Bray,The Rice Econo my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in Asian Societies,pp.115,156）。）。农民在使用江东犁时，首先会计算使用的成本与 收益，并与被使用这种耕犁而被节省下来的劳动的收益进行比较。如果比较的结果是不合 算，那么就不会使用之（注：这一点，明末宋应星已说得非常明白。他指出：牛耕的效率大大高于人耕，但是在苏州 一带，“会计牛值与水草之资，窃盗死病之变，不若人力亦便”（见《天工开物》乃粒第一 卷稻工）。）。此外，如果没有发达的农村工业，使用江东犁节省下来的劳力也 就没有了出路。在此情况下，农民为什么要使用江东犁呢？
    再次，对于比较具体的问题来说，经济学方法也非常重要，舍此即难以进行研究。亩产量 问题是许多学者在读了《检讨》之后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这里我们就以此为例来讨论一下 使用经济学方法进行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