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编著新式中国通史是新史学建设的一项重头戏，出现过个性各异、流派纷呈精彩对局。许多史学大家在民族遭遇厄难之时，研精极虑，穷竭所有，以编著中国通史为要务，赢得了学术的声誉（如夏曾佑、吕思勉、钱穆、张荫麟、范文澜等）。即使以考据精细和断代擅胜的陈寅恪，据其姻亲兼哈佛同窗俞大维的回忆，“他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教训》”（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所引），可见学界的志士仁人当时把此事看得何等紧要。
    一
    所谓新式中国通史，乃是相对传统的旧史学样式而说的。在此之前，有过司马迁的纪传志表体通史、司马光的编年体通史，此为古代两大史书经典；各种《通鉴纪事本末》、《通鉴纲目》、《纲鉴易知录》之类的汇辑，也可看作为适应不同需要在通史编纂方面所做的努力。降至晚清，时局不济，国难日重，旧史学的不能适应时代需要，由旧史学蜕变最终催生出新史学，无疑是编著新式中国通史的社会背景和学术前提。
    20世纪新式中国通史的编著，孕育于中西之学交相激荡的时代，始终与史学的变革相伴而行，一度成为得风气之先、呼应时代变革的文化热点。每当民族危难（如抗日战争时期）或时局急剧转折之际，都会有新的高潮迭现。它是新史学演进的一个重要侧面，同时也是社会变迁、时势跌宕的一面镜子，映照出各个时期史家对时代问题的感悟及其应对。
    对19世纪苦难痛定思痛，进入新世纪之初，随着新史学的落地而生，编著新式中国通史的号角亦然同时吹响。1901年9月，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从世界史学变革的大背景上展开论题，发出了重写中国史的第一声呐喊。梁文以其特有的雄辩风格，引人步步入胜，不惟抨击旧史之习弊犀利无比，且从中国史在世界的位置，说到新国史的范围、命名（梁氏第一次提出国史应名之曰“中国史”），再继而讨论中国之地理环境、纪年、史前史以及时代的划分，给人的感觉是，他对重写中国史的宏观构想，谋局已定，胸有成算。（注：该文共分上下两篇，分别刊录于《清议报》（光绪廿七年七月廿一日）第90册，1-5页；《清议报》（光绪廿七年八月初一）第91册，1-4页。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清议报》精装12册，第11册，第5701-5709页；第5761-5768页，1967年。是年末，《清议报》出版百册后停刊，先生即着手创办《新民丛报》。承台湾好友车汉仁君辛劳寻觅，并扫描全文见示，得窥原貌，谨此致谢。另阅《三十自述》（1902年12月），内自云：“一年以来，颇竭棉薄，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然荏苒日月，至今犹未能成十之二。”据此可知，先生于1901年，已有草创中国通史之计划。《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笔者看来，把此文作为新编中国通史第一篇带纲领性的宣言书，决不为过。文首指出，新旧史学特质上的差别，主要是：“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体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剑锋一转，就直捣黄龙，谓“以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此两项特征均抓得很准，尤其是第二点，将历史考察的重点转向“国民全体之运动”，集智力、产业、美术（意为科学技术--笔者注）、宗教、政治等汇为一动态历史，与今日年鉴学派“社会整体史”的意思庶几相近，足见其感受西学精神之敏锐。然尤令人惊叹不已的，是他在西史上古、中古、近世分期法的基础上，别创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内分三小时期）、“世界之中国”三大历史阶段，且谓“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各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又君主专制政体渐就湮灭，而数千年未经发达之国民立宪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也。此时代今初萌芽，虽阅时甚短，而其内外之变动，实为二千年所未有，故不得不自刖为一时代。实则近世者，不过将来史之楔子而已”。此非“大历史”观，又是什么？编著新式中国通史呼号之初，即怀抱有此种大气派，唯梁任公先生能此。
    次年2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继之连续发表六篇文章，合称《新史学》，署名“中国之新民”，对旧史学做出了“四弊、二病、三恶果”的尖锐批判，正式亮出“新史学”的旗号。（注：梁启超在文内称旧史学有“四弊二病”，并由此产生“三恶果”。四弊为：“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为：“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合此六弊，其所贻读者之恶果，厥有三端：一曰难读……二曰难别择……三曰无感触”。我以为，梁氏这些议论，对今之编著中国通史仍有警戒作用，容长思而不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收录时，对勘了《新民丛报》原文，可参阅。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梁氏主张“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明显可以看出受西学东渐影响，包含有西人历史决定论、历史目的论的色彩背景。文章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史学变革的社会使命表述得十分鲜明。
    “史界革命”必从检讨全部中国历史开始，梁氏的这一强烈意识，代表着世纪之交处于转型期知识精英的一种文化心态。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痛感中华民族“生存危机”的严重，逼使旧营垒中人不能不痛心疾首地对既有的社会体制、思想文化作历史的回溯和病理的解剖，许多有识之士都不谋而合地把编著新式中国通史视为探路开道所必须做的“清理”工作。早于梁氏，章太炎在1900年撰写的《中国通史略例》里，已经就新编中国通史的宗旨、体例乃至具体篇目发表了相当系统的看法，像是酝酿已久。章氏认为修撰中国通史的宗旨，一是为了“知古今进化之轨”，一是为了“振励士气”。其所拟议的体例，实际是试图综汇中国原有各种史书体例之长，推陈而出新。文内云：“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典志有新理新说，自与《通考》《会要》等书，徒为八面鏠策论者异趣，亦不至如郑渔仲《通志》蹈专己武断之弊。然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四千年中帝王数百，师相数千，即取其彰彰在人耳目者，已不可更仆数。通史自有体裁，岂容为人人开明履历，故于君相文儒之属，悉为作表。其纪传则但取利害关系有影响于今日社会者，为撰数篇。犹有历代社会各项要件，苦难贯串，则取棫仲纪事本末例为之作纪。全书拟为百卷，志居其半，志（表）纪传亦居其半，盖欲分析事 类，各详原理，则不能仅分时代，函胡综叙，而志为必要矣；欲开浚民智，激扬士气， 则亦不能如渔仲之略于事状，而纪传亦为必要矣。”（注：白寿彝在《中国通史》第一卷 《导论》里，据《訄书》手校本59卷《哀清史》所附，断《中国通史略例》写作 于19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308页注。现行史学史论著多将该文写作年代定为 1903年或1904年，是由所据《訄书》版本不同引起。章氏这一利用本土史学资源 构建中国通史框架的设想，到世纪通史压轴大作、白寿彝总编《中国通史》，作了一次 全面尝试；今新修《清史》，又旧话重提。）察其大段议论，有化腐朽为神奇之心，而不 赞成摩顶放踵地革旧鼎新，用心良苦，然后来的革新者却多不太在意。1902年他又致信 梁启超、吴君遂等，再次强调写作新史应从“通史上下千古”入手，申述理由是“窃以 今日作史，若专为一代，非独难发新理，而事实亦无由详细调查”。可惜无论是章氏还 是梁氏，他们当时都身系政治，心多旁骛，忙于社会活动，终究未能亲自担纲来实现编 著中国通史的宏愿。（注：梁启超于1918年致陈叔通书中透露了他规制的《中国通史》体 例有载记、年表、志略、列传四类。1920年完成春秋、战国的《载记》、《年表》各二 篇，语言文学和三代宗教礼学《志》各一篇。1922年在南开讲演时还说“蓄志此业，逾 二十年”（《中国历史研究法》）；1925年有弟子问及学问当集中于哪一点，先生曰：史也，史也（《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跋”）。然已来日无多，终难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