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麟《中国史纲》（名实相符则应称《东汉前中国史纲》），是前面曾经说到的诸多“善始难终”中颇堪憾惜的一部未竟通史。（注：张著初以《中国史纲》第一册之名由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初版于1941年贵州遵义，为石印本；同年重庆青年书店铅印本易名《中国史纲》上册，疑为盗版。1942年著者“添入”第9至11章（迄东汉建立），由浙 江大学再版石印。1944年青年书店再版铅印本，改名为《东汉前中国史纲》。后又有1948年正中书局版。1955年三联书店重印，称《中国史纲（上古篇）》。90年代后期始由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率先推出，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收入“蓬莱阁丛书”。 笔者认识可参上海古籍出版社版之“导读”。近有周忱编选《张荫麟先生纪念文 集》， 收录有关事迹、回忆及评论文章较齐备。本文引用材料出于周书收录者，一般不再另注 ，仅以文后注明文章作者或篇名。）本书原是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托（一说受托于国防设 计委员会），为高中阶段编写的历史教科书。编纂筹备至少应始于1934年下半年，可由 《大公报》9月28日刊出《关于“历史学家的当前责任”》出台教材编写的初步构想并 征求学界合作佐证。次年同报又发表《中学本国史教科书编纂会征稿启事》，正式公布 《高中本国史教科书细目》，有四卷八十章，起自石器时代，迄止新文化运动，最后一 章为“近三十年的中国与日本”，已经预感到民族危机的逼近。原计划由吴晗、千家驹 、王芸生分任唐以后各章主笔，由张氏综合统一定稿，终因国难等诸多原因，仅张氏第 一卷进入写作阶段，且辗转于浙江、云南，至贵州遵义始问世，历时6年有余。此后， 荫麟转攻宋史卷，但仅撰写三章（第三章亦未完），不幸英年早夭，《中国史纲》宋史卷 随之远去，令人有伤逝之感。
    张荫麟自广东考入清华学校，二年后即因发表与名师梁启超驳难一文惊动京华，那时才18岁。此后著译活跃，涉猎面很广，为学界所瞩目。清华结业后，负笈去美国攻读哲学、社会学，然而心志始终在“国史一途”（《与张其昀书》）。返国不久承傅斯年之荐，毅然抛却手头诸事，全力以赴执编通史。张氏既有国学根底，又对西方历史哲学有深入而独立的理解，专致心力熔冶哲学、社会学于历史学，在新史学界实在称得上是罕有的“天才”，思辨领风气之先，由他来编著通史，自然会别开生面。（注：近代中国网（www.china1840-1949.com）2002年刊有李洪岩《史家张荫麟之生平与史观》一文，对张氏史学思想及其源流作了较详尽的梳理和解析，与台湾黎华赵文（见前注）略有异同之说。李文关于张氏的历史哲学对黑格尔决定论、目的论不表赞同，史学认识论则有新康德主义的色彩，以及主张史学亦是艺术的评述，笔者均表同意，然张氏这些历史认识实领20世纪风气之先，至今仍有价值，此与李先生认识略有小歧，特揭出就正于李先生。“天才”一语出诸钱穆、谢幼伟等人赞词。张氏天份之高，殆无疑义。）
    张氏少年得志，锋芒毕露，短短20余年治学生涯，四面出击，著译文采斐然，三四十年代锋头之健，今日后生听来已像“开元故事”。但他真正传世而久为学界称颂的，就数这部不及半壁天下的《中国史纲》。顾氏《中国当代史学》对该书褒扬有加，钱穆先生的推崇更是言重如山：“张君天才英发，年力方富，又博通中西文哲诸科，学既博洽，而复关怀时事，不甘仅仅为记注考订而止。然而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中国今日所需要的新史学与新史家--本文敬悼故友张荫麟先生》）“复关怀时事”一语，涉及张著通史的“春秋大义”，还需用1933年3月张荫麟写给张其昀的信略作补注。在信中，他说：“国史目前诚无使人乐观之余地，然吾人试放远眼光从世界史趋势看来，日寇之凶焰决非可久者。然中国否不极则泰不来，且放硬心肠，伫候大河以北及江海沿岸之横遭蹂躏可耳。历史上腐化之时代而能为少数人道德的兴奋所转移者，殆无其例，必有假于外力之摧毁，摧毁之甚而不至于亡则必复兴。”这段一般人听来颇不合时宜的乖论，非出于对历史有深刻体验者不能道此；而此种体验渗透在整部《中国史纲》文字背后，若没有相当社会阅历者，亦很难心领神会。
    张氏《中国史纲》能跃出当时三十余部通史著作方城，得到格外的垂青，是因为读者普遍惊羡它文笔流畅粹美，为其运思遣事调度自如、举重若轻的功力所倾倒。全书以“说故事”的方式从容道来，不仅无颉刚先生所揭通史枯燥乏味的痼疾，读来悠然轻松，又有一种艺术享受的愉悦。
    张氏之后，与之可媲美者，唯范文澜，然议论成分已经外露；随后就继之者乏人了。笔者多年来有一种莫名的感触，假若此项写作风格竟成了中国通史编著的“史家绝唱”，这是同业人士的莫大悲哀。然而，假若误读了张氏叙述历史方式的深意，把“说故事”看浅了，不经心地随便用去，也会画虎不成反类犬。张氏在《关于中学国史教科书编纂的一些问题》中特别申述：“我们并不想把自己的目的和史观放在这部书的前境（fore ground）；我们要使自己的目的和史观在这书中成为‘有若无’……最能达到目的的方法是不使人觉其有目的，最真确的史观是能与事实融化于无间的史观，此固可为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短短数语，意味良苦，其中“有若无”最是境界。“叙述”非但不是无所用心，而是更须煞费苦心。这里，除了显露他有关历史学也是一门艺术的特见外，更重要的是，对“科学主义”的怀疑，以及对历史决定论、历史目的论的摒弃，使他倾向于历史是一种“自然”，强调“贯穿史材之最好线索是事实本身的脉络”，与事实融化无间的叙述方能显现历史的“真境”。正是编写者对历史观察的特有立场和方法，才引导出《中国史纲》写法的不同凡响，后人需细细咀嚼才是。（注：百年过去，这一做法近来为“后现代史学”偷得，许多人以为“历史生命”有了另一种显示法，特感新奇，其实它是历史学始祖的“返老还童”。在笔者看来，历史叙述法与历史解析法各有长处，鉴于近代以来国人往往重新析而轻叙述，张氏的实践才显出特别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