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需要特别一说的是，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的写作和修订，主旨是要努力写出一本完好的“中国人民需要的”，“人民自己的历史”。但他始终认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是一个不断完善的探索过程（注：笔者学生时代即受范老《简编》1955年修订版的启蒙。现再翻出修订本第一编“再版说明”和“绪言”重读，仍对先生的治学严谨感佩有加。他在1951年对旧本的自我检讨，涉及到了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可能遇到的许多难点，以及曾经产生的偏颇，特别是对于主观主义、非历史主义做法作了严肃的反省。遗憾的是，时势没有如范老所愿，那些偏颇与极端日渐膨胀。60年代中后期，翦伯赞先生继起批评非历史主义倾向，特别是《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的演讲，震动大江南北，不久横遭迫害至死。）；强调以尊重历史、冷静批判的态度会通中国历史，需要独立思考，不能放空炮，更不能主观教条。表现在中国通史编纂上，他有主见，但不武断；勇于坚持，也勇于修正。1957年，他在北京大学讲演，强调中国史学的传统是“文史兼通”，说“现在有一些史学文章，往往不能引人入胜，反而能让人败兴，不愿卒读”，无非“马曰列曰”，终日言，如不言。他还尖锐地批评“我们教历史课，明明自己有心得，有见解，却不敢讲出来，宁愿拿一本心以为非的书，按照它那种说法去讲……这样的‘谦虚谨慎’是不需要的，是有害的。我们应该把‘我’大大恢复起来，对经典著作也好，对所谓‘权威’说话也好，用‘我’来批判它们，以客观存在为准绳，合理的接受，不合理的放弃”。（注：引文出自《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208、220页。）他对通史编纂真谛和困难的认识，与百年来诸多前贤还是有许多声气相求的共通点。他一如张荫麟，不约而同地发出编著中国通史“极为艰难”的感慨。在他看来，一本比较完好的通史，“第一要直通，第二要旁通，最后要会通”，正与梁氏语遥相呼应。（注：直通，就是要精确地具体划出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旁通，就是社会生活中的各个现象不是孤立的，它们互相联系着，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要研究当时社会的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最后归因于物质生产力的状况。以上两个方面的综合，就是会通。原文见《中国通史简编》1955年版“绪言”。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则表述为由“纵集”与“横集”而为“总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百年的通史实践，证明范老此言不虚，没有断代史、专门史、地区史、民族史等等各种局部性的深入研究作为基础，浮光掠影而过，通史总难脱浅薄之讥；如若没有综合性的提高，水乳交融的会通，灵光闪现的评述，神散形枯，那更算不得具有时代气息的“完形”（注：此处为借用。“历史完形论”是周谷城提出的历史理论，其所著《中国通史》（二册）（1939年开明版），即贯彻了这一理论。依笔者理解，这正是今天所说的有机整体历史观的早期用词。周谷城是在共产党人之外，较早独立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编著中国通史的又一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极“左”时期，周谷城的通史两次被批判为“反马克思主义”。）通史。可惜我们当下的历史教学，也包括中国通史编著，往往未能好好体会自梁启超至范文澜等前贤语重心长的许多提醒，这是不能不引以为憾的。
    范文澜通史未竟之业，后由蔡美彪等接续，经长期艰辛努力，终于以十册的形式完帙，易名为《中国通史》。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的出版因“文革”而中止，到1979年独缺的第一册才问世，四册（后合并为上中下三册）始告完璧。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1978年前也仅出版了三册，现在七册也已经出齐。八、九十年代，各地、各高校编著的各种通史教材，风涌而出，可谓不计其数。至1999年3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白寿彝总编《中国通史》的最后一卷，即第12卷。至此，汇合全国各断代史、专门史知名专家、吸纳数十年史学研究成果，12卷本、22册、1400万字的巨型《中国通史》，历经20个年头的研究和撰写，终于全部出版，被称之为中国通史“世纪压轴之作”，百年中国通史编纂也就划上了句号。（注：对白寿彝总编《中国通史》的详细评价，可参阅瞿林东《白寿彝教授与《中国通史》》，文载《光明日报》2000年9月4日。）
    笔者上述历史回顾，虽篇幅不短，但没有采取照单全收、滴水不漏的做法，自然免不了有主观选择的偏差。（注：对于海外、特别是台湾地区的中国通史，限于条件，多数为笔者所未阅。既所知甚少，自不敢妄评，故置而不论。）但自问对那些有特色、有代表性的通史著作，我是抱着十二分的温情与敬意去瞻仰的，唯恐有所失敬。现在，大家正企盼着新世纪通史著作的闪亮登场。这种新通史，当然是洋溢着新的时代气息，有新的视界和追求。据我揣想，这种局面，决不可能是一部著作“定鼎天下”，而必是各种风格、流派竞胜的缤纷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