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37年至1949年为新式中国通史编纂史上的第二重要时段。中国现代人文学科大抵都是在30年代奠基成形，本时段学术队伍与学术素养因此有明显的飞跃。受学科交叉影响，视野更为开阔是一方面，史学专业的细化与深入（如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生活史等），则为通史不断输送新的养份（尤其是考古学的发展，先秦历史的解析遂大有改观），编著进入了丰收期。更为重要的，民国建立之初一度带来的希望，在备受严酷现实打击后渐趋暗淡，不满的情绪滋长且日益沉重。特别是1935年后，由日本军国主义亡我之心演化出的一系列事变，直至八年抗战，我中华史上出现空前未有的民族危机与救亡图存高潮，不可避免地要映射到中国通史编纂的事业上来。民族忧患最深重的时期，又正是民族学术生命力特强，放出异样光彩的时期。逆境行进，彰显出特别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然而，这一次确实非同往昔。
    20世纪的中国面对内外压力，急切地需要寻找振兴富强的出路。国外各种社会理论和社会改革方案，无不受到中国有识之士的热切关注，这就使得新史学与现代思想运动的关系变得异常密切。各种思潮都不同程度地转换为历史学家对本国史检讨考量的观照系统，中国通史的编著自然也不能例外。本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深重的民族危机，加速了社会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史观在新史学中占居主导地位的进程，出现了数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编著的著名中国通史。但在此之前，说一说政治上不隶属于马克思主义营垒的几位学者编著通史的情况。
    首先想说到的是钱穆的《国史大纲》。宾四先生自学成名，以治诸子学奠基，走的是以史学贯通诸子学的道路。家族渊源和个人经历使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怀有强烈眷顾的情结。（注：美国学者邓尔麟著有《钱穆与七房桥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中译本。对先生的身世背景有极详尽的描述，可加深对先生学术精神的理解。）1920年秋以乡贤顾颉刚之荐，离别江南，北上赴燕京大学就国文教席。1931年夏始任教于北大历史系，是为先生讲授历史课程之始。1933年北大决定改弦易辙，由钱氏独立担纲《中国通史》，“自古及今，一气讲授完毕”，先生开始集中全副精神编写讲义，四年间数易其稿。国难后转辗南下，在昆明西南联大继续开讲。受陈梦家等友人鼓动，于宜良岩泉下寺“静思著笔”，承续前业，反复修改，至1939年夏，全书终告杀青，定名《国史大纲》。（注：笔者至今未曾见到有《国史大纲》版本源流的相关专文。综合著者与诸贤回忆，仅能粗略陈述于下：本书著者定稿于1939年6月，初版于1940年，印制于上海，转运到大后方仅有数万册，乃在重庆、长沙等地另印国难版，先生于书成后，仍感不足，时有修订手札与诸生交流。1972年起着手增订，加插地图，弟子严耕望曾助一臂之力，故台湾增订第2版应完成于1974年。本书1949年后，港台重印甚多，且国外有英文译本，大陆商务印书馆则于1996年始重印修订第3版，多次增印，销量可观。）全书分上下两册，起自上古，迄民国以后，以“抗战胜利建国完成中华民族固有文化对世界新使命之开始”杀尾，为20世纪前期编著的中国通史中为数不多古今全璧，又得二度修订、屡获重印者。
    弟子严耕望记其师在北平、昆明讲授情景，间接亦可窥得该书特异的精神魅力所由来：“每星期四晚间开讲，校外旁听者争坐教室，先生上讲坛，须登学生课桌，踏桌而过。盖时在九一八、七七事变后，国人民族意识高涨，先生学养深厚，史识卓拔，才思敏捷，亦擅讲演天才，加以自幼民族情怀热烈，并又正当壮年，精力充沛，词锋所扇，动人心弦，故诸生折服，争相听受，极一时之盛。”（注：严耕望：《治史三书》“钱宾四先生与我”。）
    截止1945年，为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认可“较近理想的”通史约有七部，钱著理所当然荣忝其列，然点评却仅有“钱先生的书最后出而创见最多”一句。但必须承认，“创见最多”四字，确是高手妙评，份量极重。（注：《当代中国史学》以百年史学（1845-1945）为断，故谓钱书最后出，似有误。张氏《中国史纲》第一册石印本于1941年方出，1942年才定本，至少晚于钱著一至二年。吕著《中国通史》上册于1940年出版，约略同时；下册则晚至1944年。这里还没有包括为著者所不论的，1941年后陆续出版的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三氏通史。）编撰中国通史，向来讲究“春秋笔法”，多以观点内敛含蓄取胜，而《国史大纲》独有“酾酒临江，横槊赋诗”的“一世之雄”气概，笔锋所至，自我张扬，一如其课堂上谈笑风生。书前载《引论》一篇，洋洋洒洒二万字，被陈寅恪赞为“近世一篇大文章”。《引论》在出书前，授昆明《中央日报》先行刊布，轰动大后方。据其弟子李埏回忆，赞许、反对或两可立场者相持不下，“（西南）联大自播迁南来，学术讨论之热烈以此为最”。先生言：“一篇文章引起如此轩然大波，是大佳事。若人们不屑一顾，无所可否，那就不好了。至于毁誉，我从来不问。孔子说得好：不如其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注：李埏回忆文章，载李振声编《钱穆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上述争论的激烈，等到20世纪末该书重返学坛时，仍不减其势。如有人认为钱氏批判之诸现象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若存此温情与敬意，文化大革命当无由发生”。反对者则认为“我们总不应当停留在孕育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古代中国（特别是封建专制的）层面上而深怀温情与敬意”。）
    《引论》的大旨，力主对本国历史、本国文化持一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强烈批判世纪以来偏激的虚无主义、浅薄的进化观、似是而非的文化自谴、“变相的文化征服”等倾向，而对史学“革新派”之“宣传”色彩更屡致不满，称其为“急于事功而伪造智识者”。这种立论鲜明、强烈出击的做法，无异是将自己主动地卷进当代思潮冲突的漩涡中心，困顿于四面楚歌，但《国史大纲》实也仰赖于此篇议论的热烈锋利，文采优美，对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始终保有鲜活的吸引力，历史叙述的本身，细读者反倒是愈来愈少了。笔者感慨，20世纪前半期通史编著的富有个性以及多元共存的格局，已经成为一种很值得眷恋的历史记忆。其时各鸣其鸣，言为心声，呈现出一种少有的学术紧张，由此也获得了新史学成长所必要的思想张力。
    综观《国史大纲》，包括上述《引论》，若误以为先生是一个不明时代变迁，对西学浑然不晓、一味守旧的人，则大谬不然。《引论》对中西历史节律、神韵的比较，形容“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西洋史几如几幕精彩的硬地网球赛，中国史则直是一片琴韵悠扬也”，能如此道出“内敛”与“外倾”两种状态各异的微妙历史意境，决非闭目塞听者能凭空道出。然其宗旨，实坚持中华民族的复兴，决不可因与西方有一时之“落差”，即病急乱医，实行“自顶至踵脱胎换骨”的手术；强调非赖自己内部“生原”、特别是“精神”的挥发，国运无以脱难而开新。因此他认为新通史“最主要的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兴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由此种文化本位的追求，《国史大纲》对中国历史发展历程及其演进脉络的梳理确有显著特色。无论分期系统，还是对每一时段特征的界定，往往能以数语笼括一代大局，而细品其味，关键总不离士大夫知识精英的沉浮起落，故于士人政治之参与程度、士气学风之盛衰正邪，以及学术自由精神之抑扬顿挫等情节叙述特多，反复致意，而于政治经济制度虽时有关注，然着笔总不如前者强劲系统；社会生活、民生习俗等则统而言之居多，不免简略而粗疏；对平民革命更无甚好感。（注：读者若检《国史大纲》“目录”通览一遍，就能发现诸如“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统一政府文治之演进”、“士族之新地位”、“士大夫的自觉与政治革新运动”、“新旧党争与南北人才”、“社会自由讲学之再兴起”、“传统政治复兴下之君主独裁”等章，不仅标题新异，且一般通史都不会将此等内容以显要地位标出，至于称西汉昭宣元成一段为“士人政府”更是心裁别制。以此可领略《国史大纲》编著的深意以及网罗梭织的个性特点。对社会经济制度，在隋唐租税兵役制与自唐至明之南北经济设有专节讨论，吕思勉曾赞赏之。另有一轶闻可记。本书印行前，曾遭重庆审查机构杯葛，称必须将“洪杨之乱”改为“太平天国”，后经作者力争，方获原样出版。然对“明末流寇”标题却不以为舛，国民党书刊检查顾首不顾尾，甚是可笑。）至若倡言自秦以下“不足以言封建”，而谓魏晋南北朝门第为“变相封建势力”；不满“谈者好以专制政体为中国政治诟病”，认定朱明王朝才开始步入“君主独裁”之途，至清代不复振作等等，均为别出心裁的“创见”，掷地有声。其弟子严耕望强调通史以“必须折衷于重点与全面之间，并能上下脉络连贯一气”为难，称“目前所有各种中国通史中，仍以宾四先生的《国史大纲》为最佳”，但又建议“导读可以钱先生书为主，以吕思勉先生的几部断代史为辅。因为钱书才气磅礴，笔力劲悍，有其一贯体系，一贯精神，可谓是一部近乎‘圆而神’之作，所以讲者可以拿他作为一条贯串的线索……吕书周赡绵密，可谓是一部近乎‘方以智’之作，所以讲者可以拿他作为钱书之辅，以济钱书之疏阔。”（注：见前引严氏《治史三书》“治史答问”，1984年在台湾接受采访时所发表的评论。）严氏所评，实强调要以准确体验恩师著作通史时的整体精神为重，而对其“疏阔”则委婉道出，济之有方，正是“贤者”贵在“识其大者”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