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期再辟蹊径，以另一种“体系”、另一种“精神”编著中国通史教材的，则是身处沦陷区上海“孤岛”的吕思勉。吕氏于1939年自述著书原委，谓在光华大学讲授本国史十几年，因文学院长钱子泉建议避免与中学重复，不如改进文化史，始作改制尝试。然先生主张通史内容大体不离“理乱兴亡”与“典章制度”两大板块，乃分为两部分，上册以“文化现象”为题目，分18项专题立章；下册“乃依时代加以联结”，前后36章，以“革命途中的中国”结尾，总计54章，使之“两面兼顾”。因当时出版艰难，1940年先行由开明书店出版上册，下册书稿据书末自注应落笔于1941年“九一八”纪念日，但拖延到1944年方告出版。（注：吕著《中国通史》1949年前一直由开明书店重印重版，至1946年8月已出三版。1992年始由华东师大出版社推出新一版，定名《吕著中国通史》。上、下册份量不均，约略为2/3与1/3之比。）吕氏于书末特援引梁启超所译英国大文豪拜伦的诗作结：“……如此好河山，也应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军墓门凭眺。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可见先生著书时，处于逆境，对中国的前途怀有深切的忧虑与执著的追求。
    从梁启超首次提出编写“总（体）史”的宗旨以来，各家通史虽然大都已经将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网罗进叙述范围，但总是逃不出“纪事本末”的樊篱，往往将社会经济事项附著于王朝政策之下，社会生活事项则多付之阙如。更须指出的是，世纪以来学者多感慨世道人心不古，执著于“国民性”的优劣，文化史观颇受青睐，通史讲授多侧重于文化史。从《国史大纲》影响之大，也略可窥得当时风气之盛。《吕氏中国通史》体制的形成，如前所述，固然也与这一时风有关，然此“文化”非彼“文化”，先生所涉及的方面，恰好正与今人所说的“大文化”之义谋合，实际上已经本着人性本中外相通的高度，朝着考察社会结构（静）与社会变迁（动）是否合乎人类发展需要的方向，对中国历史作新的通释。（注：《吕氏中国通史》上册“文化”囊括有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等十八个专题，内容之广泛，完全与今“大文化”涵义相合。先生于西方社会学译著多有阅读，可从《吕思勉遗文集》（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得到佐证。）其用意在“绪论”中平实道出。先生谓一动一静的节奏为人生普遍的定律，个人如此，社会亦然。社会各项制度及其操作因为存在病态，才会有停滞、动乱的现象产生。“我们能矫正其病态，一治一乱的现象，自然可以不复存，而世界臻于郅治了。这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最大的希望。”因此先生对于社会进步是持一种积极渐进的立场，颇希望在“世界大道合流而生一新文化之际”，先明白自己的情况，然后理性地决定或迎或距的方针，“所以我们在今日，欲了解中国史，固非兼通外国史不行，而中国史亦自有其特殊研究的必要”。
    一部好的通史，贵在“上下脉络连贯一气”，有“一贯的精神”。然而史家的精神气质，特别是对国情以及中国前途的理解因人而异，著作也就必不可免地要凸显出不同的个性特征。《吕氏中国通史》在诸多通史中风格独异，特致意于“大文化”（核心在制度变迁），与钱穆《国史大纲》文化本位立场两相对应，更像是同一条大河分歧出南北两派，水脉波涌迭进，而同归于救亡图存大旨。吕思勉执教常州府中学堂时，钱穆曾在其门下受业，故两人有师生之谊。（注：前引《蒿庐问学记》收有钱穆《回忆吕诚之老师》一文，实摘引自钱氏《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其中记40年后师生会面于母校，有“此学校四十年前一老师长，带领其四十年前一老学生，命其在此演讲”等语，师生感情融洽无间，读来令人感动。）然笔者细品两先生学术风采迥异，冒昧陈言：若说钱先生身上犹存文化贵族气息（当然陈寅恪先生更是典型），那么吕先生却是属于平民气息较强烈的一位。两人在贯穿通史“一贯精神”上取向的异同，由此或可获得一二通解。
    吕思勉早年受康有为“大同希望及张三世之说”影响至深，平昔就十分关注民间社会的生计，大至水利、赋役、吏治，小至百姓饮食起居，历史考察深入至社会日常生活，尤精心发掘史籍中社会各项制度的变迁情节，这在同辈史家中应属罕见。自述一生思想经历“三次变化”：由钦佩康梁向往大同，进至信服法家，1930年前后转而服膺马克思学说。（注：参前引《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1920年条所录“沈游通信”片断（89页），以及1930年条所录1952年《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的自我追述（152页）。）他对马克思的“大同”理想与重视社会经济的作用两点最为服膺（于阶级斗争一说则颇有保留），而这恰恰是与先生内在的精神气质相契合，并非随风跟进。因此《吕氏中国通史》的“一贯精神”，却在指示社会进化以制度的缓渐变迁最为紧要。政治、文化均随经济而进，势异则事异，各种制度也就显示出可以分辨的历史演化轨迹。因此，在先生看来，把握制度的细微变化，理清社会生活各方面来有因、去留迹的变迁路向，是史家阐释和理解人类历史不断渐进的重要依据，中国自不例外。
    《吕著中国通史》在述论“理乱兴亡”与“典章制度”两大方面均有出色成就，后者尤胜于前者。顾氏在《当代中国史学》中即称此书“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制度研究，特别是贯通古今、涉及全方位的制度沿革，要从琐细繁复的史料中梳理出明晰的头绪，没有特别大的阅读量不能办，没有比较鉴别的功力更不易跳出“深井”。由于先生此前已有长期研究积累，不仅厚积薄发，且提炼更趋精粹，这是当时许多人想做而难以做到的。先生以期望中国进入新时代、走向世界“合流”的特殊史学关怀，考辨中透出的议论，确多有不同凡响之处。（注：吕思勉先生于20年代曾编写过《政治经济掌故讲义》，修订后改称为《中国社会史》。1929年曾将其中婚姻、宗族、国体、政体、阶级分作五种单行本由上海中山书店出版，1936年才由上海龙虎书店出版合订本。另有13篇讲稿未刊行。1985年始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由“吕思勉史学论著编辑组”整理合成的完本（但阶级制度一册排除在外），定名为《中国制度史》。可见吕先生写作《吕著中国通史》早已成竹在胸。）如论婚姻以男女平等为旨归，预言家庭制度必当改革；论财产谓均贫富宗旨虽善而方法未善，是不谙现实变化之故；论阶级称“铲除阶级自是美事，但盲动则不免危险；且亦非专用激烈手段所能有济”；论政体推崇民主原理，但感慨中国无代议政体的历史条件，急转直下，“而成为现在的党治”等等，都是由丰富的本土历史感生发出来的思想火花，思虑特别的深邃。然而，笔者尚无从验证当时实际的教学效果如何。（注：1952年，吕先生在《三反及思想改造运动学习总结》中对《吕氏中国通史》有以下总结：“《中国通史》。予在大学所讲，历年增损，最后大致如是。此书下册仅资联结，上册农工商、衣食住两章，自问材料尚嫌贫薄，官制一章，措词太简，学生不易明闄，余尚足供参考。”讲得非常实在。“学习总结”全文刊于《吕思勉遗文集》上册，改题曰“自述”，第434-452页，颇值得一读。）以今日的情况来看，这样体裁和深度的教科书超过了大学生所能接受的水平，恐怕只能升格为研究生读本，且必须用心阅读、用心体会，方能大有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