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20世纪新式中国通史的第一部成名作，应数张元济初建编译所特聘夏曾佑编著的《中国古代史》。此书最初名为《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上册于1904年6月出版。全书三册，至1906年出齐。1933年商务印书馆辑印大学教科书，将本书升格为《大学丛书》之一，易名《中国古代史》，兹后多次重印（50年代由三联书店重印一次，而后至90年代才再度重印）。1906年三册出齐时，仅叙述至隋代，直到著者去世，也未完璧问世。无独有偶，善始难终、半途而止的结局，却是20世纪不少个人独撰的通史往往有的缺憾，足见要以一人之力编著高质量的完整通史，艰难至极。
    夏氏《中国古代史》全三册，凡两篇、四章、170节，采用章节体裁（亦有学者认为实是对纪事本末体的改造）。全书主旨在《历史之有益》一节有所申述。追溯上古之“灿然”、中古之“盛强”之后，著者即感慨于近古“对外则主优柔，对内则主压制，士不读书，兵不用命，名实相反，主客易位，天下愁叹，而不知所自始，其将蹈埃及、印度之覆辙乎？”于是乎，通史之所寄托就由此和盘托出：“命运所遭，人事将变，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而无以知前途之夷险。”
    该书之所以被认可为我国第一部成名的新式中国通史，不在是否为章节体，重要的是它采纳了西方进化论的观点，细梳中国历史之发展脉络、辨明各阶段特征，把它看作是社会逐步演进的“整体历史”，而不再是单纯的王朝史、帝王史。这才是根本区别于旧史，具有时代精神的新史学标志。夏氏把中国古代历史划为上古（草昧至周末）、中古（自秦至唐）、近古（自宋至清）三大段，且再细分为传疑期、化成期、极盛期、中衰期、复盛期、退化期与更化期七个小时期。此种辨析社会发展脉络的新史论，还贯穿在对各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估之中。如认为禹政乃“古今一大界”，战国又为古今大界，秦亦是区别古今世界的一大关键，三国为时代转变的枢纽，虽论证粗糙，然新意则昂然彰显。书中不时亦有以西史比喻国史者，如称禅让制为贵族政体，黄土抟人、禹时洪水与上帝造人、诺亚方舟相比，把秦比作列强等等，透出新式中国通史的另一特征，即沟通中西之学的幼稚，往往表现为采取简单比拟、对号入座之法。对史前之神话传说，或存疑，或创新说，又显示出对旧史反逆的“疑古”特性。再加叙述简明，文字流畅，论说动情，此书一出，备受读者的欢迎，全在情理之中。（注：夏曾佑在著述本书时已经注意到沿革地图、历史图片以及年表或表格对于读者之获益，心有余而力不足，但不减其对通史体例完善的建议价值。至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始有正式《地图集》辅之印行。）
    对夏著的批评亦历来有之。如陈寅恪曾有与之商榷或送难的文字。章太炎以为夏著发明的只有宗教最多，其余略略讲一点学术，至于典章制度，全然不说，地理也不分明，是大缺陷。蔡尚思认为该书实多节录“正史”原文，使一部分不读古书的学生误认为自铸伟词。钱穆对该书全篇收入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六国表》多致不满。因为三表均多谬讹，夏氏对之全无校正，“直钞三表，聊充篇幅，最为无味”。笔者觉得最近李洪岩的评论较为平恕，认为它“作为中国第一部新式历史教科书，在当时是最好的，超过了刘师培（注：刘师培著《中国历史教科书》二册，由国会保存会出版于1904年，稍晚于夏著。1936年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刘氏也是用章节体编著中国通史的最早主张者之一。）、柳诒徵、京师大学堂诸教师等人的本子。但是，这个‘最好’，只能说是‘矮子里面拔将军’”。笔者与李氏稍有异同的是，将其列入现代学术经典之林（“经典”从来就不完美），从史学史的角度而论，尚不算过分离谱。（注：以上对夏氏的各家评论以及李洪岩的识断，均引自李洪岩所撰《夏曾佑之生平与学术》一文。内有对夏氏史学思想的详尽介绍与评析，颇多新见。但认为夏著不应列入“世纪经典”之说，笔者稍持异义。请读者自行检阅“近代中国网”李氏上载原文。）
    新式中国通史的出版自晚清发轫，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为第一高潮。笔者仅据《八十年史学书目》不完全统计，至少不下26部。较知名者除前述外，还有李泰棻《中 国史纲》三卷四册、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五卷、王桐龄《中国史》四册、吕思勉 《白话本国史》四册、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三册、章嵚《中华通史》五册 等 。其中邓之诚书原为大学讲授通史的讲义，体裁略依纪事本末之体，先以世系，再叙 大 事、制度，殿以学术、文学、艺术，取材兼及正史、政书、杂史，精心选择、排比有 序 ，于读者不易检索的民族消长、生计盈绌资料胪列独详，不惟便于入门，即对治史者 亦 有参考价值，故有“诚一分别章门，宛同类书之典型代表著作”的赞语（此后吕思勉 几 部断代史出，其价值即有所下降）。余者，除吕著白话本国史当另行专述外，从学术 史 角度而论，均稍为逊色。（注：参台湾师大历史研究所研究生黎华赵硕士论文《张荫 麟 研究》。文内特列专表，对1931年至1946年间出版的通史类著作情况及学界简要评价 作了整理归纳。上述邓氏著作评价即引自该论文，其它著作评价从略。现有周忱编选的 《 张荫麟先生纪念文集》（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2年版）予以全文收录，读者可参阅。） 这种情况，很可以用1945年顾颉刚先生所著《当代中国史学》一段话来代表：“中国 通史的写作，到今日为止，出版的书虽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本来以一个人 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而中国史上须考证研究的地方又太多，故所有的 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如缪凤林本即有此病--笔者附注）；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览》或《纲鉴 易知录》，极为枯燥。”自然上述批评全是从理想的角度来说难的，写书的人甘苦自知，故张荫麟先生又有“写中国通史永远是一种冒险”的感叹。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写成于1920年12月，1923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全名为《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共四册（注：另有1933年10月修订本第2版、1935年4月修订本第4版及海外重印本多种。据方德修《吕思勉先生编著书籍一览表》，载《蒿庐问学记》，三联书店1996年。1949年至今二次重印未果。），起自上古，迄于1922年华盛顿会议。此书写作于沈阳高师任教期间，自述“此书系将予在中学时之讲义及所参考之材料，加于增补而成”，考虑到“取其与现在人的思想较为接近”，“本书全用白话”（注：录自《白话本国史》序例。文内对本书体例，另有几条说明：但遇（1）文言不能翻成白话处，（2）虽能翻而要减少其精神，（3）考据必须照录原文处，仍用文言。笔者以为，这里尽显吕先生深谙文言转译白话之难，著作之谨严令后生敬畏。今之语体文翻译者切不可将文言译白话视作易事，掉以轻心。），由此赢得“我国第一部白话文通史著作，也是当时最完整的一部通史著作”的特殊荣誉。此书出版后销量久盛不衰，前后修订过四版，直至40年代还属于畅销书，往往被大学选用作教材。对吕氏《白话本国史》及后出之《中国通史》（今称《吕著中国通史》），《当代中国史学》在回顾新式中国通史编著的前此历程时，给予了高度评价：“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见前引通史写作诸弊--笔者注），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新的纪元。”
    吕先生稔熟于旧史典籍，“以阅读二十四史为日课……先后把二十四史反复阅读了三遍”（入室弟子杨宽语。前数史实际不止三遍--笔者注），对《三通》以及其它典章政书也反复阅读。先生秉赋乾嘉治学精神，书写札记日无间休，对史料的搜罗、考据、排比，规模的宏伟堪称一绝，先后编著有四部份量极重的断代史。从各种回忆资料来看，吕先生不习外文，疏于社会交往，是一个淡泊宁静，“埋头枯守、默默耕耘”的人，运用新出土的史料也较少，身上有较浓的古代士人气息（与官场、政党政治均有强烈疏离之习，故不称“士大夫”气息），因此直至今日，学界仍有误解，以为他算不上是个新式学者。（注：吕思勉先生事迹，除前引李永圻《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外，尚可参张耕华著《人类的祥瑞：吕思勉传》，华东师大出版社1998年版。笔者对先生的认识，可参拙著《中国历史通论》后编，华东师大出版社2000年版；《治史当尽心平心--吕诚之先生史识感言》，《东方文化》1998年第5期。）然而即使是早期的《白话本国史》，已经能够明证吕先生亦是对社会变迁充满期待的情景中人。无论是史观、史识还是剪裁编织，都领时代风气之先，并以刻苦积累起来的史学底蕴对新方法作了极有创意的发挥，受到读者广泛的欢迎，应是实至而名归。
    《白话本国史》显然接受了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在“三皇五帝时代社会进化状况”一节中采用了渔猎时代进至游牧时代，再进至农耕时代的迭进次序，运用了“群婚”、“母系”、“共有财产”、“阶级分化”、“自由竞争”诸多社会学新概念，认为三代以前和秦汉以后社会情景迥然有别，其转变的大界限，则在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经济、阶级关系的大变迁。后一点，应是从本土总体历史体悟中得到的睿识卓见，极富原创性。另外，吕先生治史的个性，向瞩目于国计民生（包括民众的生活方式）和民族发生的源流（正暗合今之“多元一体”之意），在本书中已经初露端倪。然对比其以后的著作，他当时对中国历史的解析尚无突出创见。但笔者认为在本书“序例”里提出的四条写作原则（注：《白话本国史·序例》的四原则，可简约归纳为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的精神；通过考据求得结论，也需借助前人与今人研究成果，并能利用外国材料作为参考（此即学术信息量须充足）；备载参考书目，指示读史门径（还应补充夏曾佑所主张的，加附地图、图片或表格等，则更全面）；尊重史实，讲究条理系统。原文叙述更详，请参《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所录，第75页。），是新式中国通史编纂由构想到实践的20年总结和升华，并为以后长期编著实践证明是成功而有效的。此项学术意义，比之具体的学术识断，更具有长远的价值。（注：吕先生曾应商务印书馆之约，另编著有《更新初中本国史》与《新学制高中本国史教科书》两种。后者出版于1924年，从远古讲到民国，只用了12万字篇幅，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典章制度无不顾及，要言不烦，极方便一般读者阅读，可惜一直没有重印。参《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所载黄永年先生的回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