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能说明编著新式中国通史的构想决非一二人之异想天开，亦非完全始于梁、章两氏的倡导，就是1902年9月，柳诒徵出版了《历代史略》六卷。时年23岁的柳诒徵，在南京江楚编译局担任分纂之职，据日人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卷四至宋代止）（注：此前，罗振玉、汪康年等人与日本学者合作，在上海创立“东文学社”，教授日文，并翻译日文报刊书籍。1898年东文学社先后影印、出版了上述《支那通史》（一说该书翻印于1899年，未知孰是？）以及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一说为《中等东洋史》）等。此社于1898年亦就解散。前者用汉文写作，故影响较大。），增辑元、明两卷，汇编为《历代史略》。次年，柳氏在南京思益小学堂讲授中国历史，用的课本就是《历代史略》，学生有茅以升、宗白华、陈方恪等。（注：据李洪岩《史术通贯经术：柳诒徵之史观》。近代中国网（http://www.china1840-1949.com）2002年11月12日。文章分析柳先生持古文经学、国粹学派立场，然仍立足于今、立足于政治诸论断，深得要旨。）因此，史学史专家曾誉之为“中国近代第一部新式历史教科书”。但若从本土编著的角度说，笔者以为此说显难成立。他自己后来也并不非常看重这本教材。他的真正代表作是《中国文化史》（起于1923年讲义，1925年起在《学衡》连载，至1932年正式出版），由此书可以得窥其对中国通史所持的立场，与梁氏所期迥然有异。在国势日下的时态下，他更关切从增强民族内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去整理和阐述历史，对本土文化的存亡继绝投注超乎寻常的热情。从以后的叙述就可以看到，这正是20世纪通史编著者面对国史整体评估不得不身陷其中的两难困境，柳氏代表的则是不居主流、常被疏离的一个侧面（钱穆《国史大纲》则是此一侧面被强化的有力代表作）。
    柳氏读本借胎日人之作出世，并非是偶然或个别的现象。倡导者虽可登高一呼，然新式中国通史不可能完全拔地而起，必凭藉内外的土壤与气候，逐渐变形，始有真正的创新。因此，顺便分析一下促成最初编著新式中国通史的诸多远因与近因，也许还是必要的。没有疑问，改革中国社会，引导民族走出中世纪的落后困境，以求振兴中华，是史学变革、也包括编著新式中国通史的时代动因。这属于大背景。具体到直接促成编著新式中国通史的其它综合因素，大端有四。
    一是西学东渐，各种西方思潮，也包括史观、史学方法的引进，引起史学观念的变化，其中尤以进化论与唯物史观的影响为最著。20世纪各类中国通史有关历史进程的整体把握，尽管对“进化”、“革命”等说赞成与反对者均有之，两者取向相悖、对峙严重（如柳诒徵、钱穆等即对进化论有所保留和批判），但无有可以离开这一论题而置之不顾的，其影响的深刻性，史学史界多有论述，毋须赘言。
    二是外来样式史籍的引进翻译，使中国学者在原有传统史书体例外，获得了适应通史内容更新需求的借鉴。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教科书最早出现于1876年，由传教士倡导，其中就包括泰西历史。由蔡尔康与英人李提摩太合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亦名《泰西第十九周大事记》）出版于1895年，风行一时。（注：原书作李提摩太译，蔡尔康述，译书始于1893年，正式出版之前曾在1894年连载于《万国公报》。详情参阅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597-60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据上书《西学东渐大事记》介绍，1838年由传教士郭实腊编的《古今万国纲鉴》，似为在中国翻译印行的西方历史知识之早期刊本。）此外尚有《万国史记》、《万国演义》等，其中尤以日人译编外国史书被“中介”到中国为多。据悉，仅1901年至1903年，中国人翻译出版的日本人编著的史地类书籍即达120余种（注：胡逢祥：《20世纪初日本近代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学术月刊》，1984年第9期。笔者承华东师大史学史博士生李孝迁告示：1877年在华传教士成立“益智书会”，后改名“学校教科书委员会”，专门编写出版教会学校使用的教科书。据该机构1890年的统计，编写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已有4种15册之多。），章节体的样式亦由此引进，这就为新式中国通史体裁的创建提供了借鉴。
    学者多认为章节体是新式中国通史区别于旧史的一个显著特点。笔者以为形式的变革，实取决于内容变革的需要。分章节与传统的分卷都只是出于内容分段的需要，并非完全不可相容。关键是新式中国通史按年代叙述（此为史书必不可免的要素）之外，关注的重心意欲转向“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亦即由王朝而转向国家，由“精英”而转向社会民众，不再以“褒贬人物、胪列事状为贵”；所述内容亦由政治、经济扩展至美术、心理、社会、宗教等，或纵或横，反复交织，重分析归纳，章节体裁的逐级分目列题，具有自由剪裁、有机编织的灵活优势，较之传统分卷更容易表述前面说的编著意向的内在逻辑联系。
    三是晚清学制改革，各类学堂、学校风起云涌，课程革新的需要，推动了以教科书形式出现的中国通史编著步入高潮。1896年、1898年李端棻、康有为先后向清政府 呈《请推广学校折》、《请开学校折》。作为“晚清新政”的组成部分，清政府先后有 壬寅学堂章程（1902年）、癸卯学堂章程（1904年）之颁。1905年上谕更明令废止科举，各 类新学堂遂迅速兴起，数量呈直线上升之势。在清廷颁布的《癸卯学堂章程》（阳历为1904年1月）中即规定小学历史课程的目标是“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尤当先讲乡土历史，采本境内乡贤名宦、流寓名人之事迹……以动其希贤慕善之心”；中学的目标是“注意在发明实事之关系，辩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 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国民之志气”。（注：有关晚清学制改革及各类学堂章程的详情，可详参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大出版社1987年。） 历史 课程既为所颁新学制必开的课程，因此编写中国通史教材成了当时急不可待的教学 必需。柳诒徵增辑的《历代史略》就曾因此被清政府列为暂定中学教科书。
    整个20世纪，各种中国通史编著本，其中绝大多数或起于教学需要，或被各级学校采用为教科书。即以20世纪通史编著最享盛誉的两大家吕思勉、钱穆的事迹而言，吕先生自1905年至1910年，先后在常州私立溪山两级小学堂、常州中学堂和南通国文专修科任教员，教授国文、史地，弟子赵元任、钱穆对其爱戴备至，印象至深；其时教学积累即为后来所编白话本通史之滥觞。钱先生自1912年因家贫亦即任教于常州秦家渠三兼小学，后转入鸿模小学任教时自习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以后历任各校多以国学为本；1931年任教北大历史系始从事通史教学，《国史大纲》即为此阶段教学的结晶。（注：吕先生事迹可详参李永圻编《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书店1992年。钱先生相关事迹，可参见严耕望著《治史三书》所载《钱穆宾四先生行谊述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足见学校教育，特别是历史课程的设置，实是推动中国通史编著的强大动力。况且作为国民教育的主体，新式中国通史重点面向各级学校的学生，寄希望于“新民”的育养，亦完全符合倡导者振兴民族精神、“开发民智”的中国通史编著初衷。
    四是民间文化事业的崛起，特别是出版机构抓住商机，成功操作，为中国通史在内的史学书籍走向社会公众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平台。近代出版业的肇始离不开西方传教士的努力；西学东渐风气渐盛，在印刷出版技术更新的条件下，“洋务派”、“维新派”也先后占领出版阵地（注：较早的近代出版业，著名者有圣花圣经书房（后易名美华书馆）、墨海书馆、益智书会、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同文馆、江楚编译官书局等，均为教会或官方主办。它们出版的书籍以自然科学为大宗，其次则为地理，外国历史类数量居少，但对中国人开眼看外国历史起了发蒙的作用，影响不可小视。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这些都为新式出版业的破土崛起开了历史的先河。1898年后，民营出版机构大量涌现，知名者先期有商务印书馆（1897年）、广智书店（1901年）、作新社（1901年）等，稍后则有中华书局（1911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元济于1902年正式加盟商务印书馆，随即出于其戊戌变法以来逐步形成的“开发民智”的国民教育理念，并远见到新式教育兴起的前景，果断组建编译所，首次策划并成功实现了出版业中的“教科书革命”。1906年，清政府学部公布的第一次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共102册，“商务”一家即独占半壁江山。“商务”的成功，带动了出版业的兴盛，据1906年上海书业商会出版的《图书月报》第2期记载，当时加入书业商会的出版社有22家，其中绝大多数都以出版教科书为重点；此外尚有10余家虽未加入商会，亦竞相出版教科书。然而诸多竞争者中，唯有利用民国成立的政治机会，打出以“养成中华民国国民”为出版原则的中华书局才对“商务”构成真正的挑战，并最终形成“商务”、“中华”双雄对峙、共掀波澜的局面。（注：“商务”的“教科书革命”以及“中华”与它竞争的“传奇”，详情可参周武《张元济：书卷人生》，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所编《八十年史学书目》来看，凡有较大影响的中国通史，大抵都出于这两家出版社，30年代后才有开明书店等跻身其间，然器局尚有所不逮。总之，中国通史的编著离不开出版业的支持，而有识力、富远见的出版家，往往成功扮演了高质量中国通史问世的“助产婆”角色。（注：《八十年史学书目》搜罗1900年至1980年书目，为笔者至今所见资料较齐备的工具书，然遗漏亦在所难免。特别是一些不甚有名、瞬间即逝的书店所出版的通史。如继1902年柳氏《历代史略》之后，同年上海普通书室编定刊行过《普通新历史》，凡10章，起太古、迄戊戌变法，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章节体小学历史教科书。1903年又有东新社出版横阳翼天氏（曾鲲化）编著的《中国历史》。1904年有姚祖义编纂的《最新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迄至义和团、八国联军入北京，凡60课。仅据《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中小学教材”卷，各类中小学历史教材收录有134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