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评述中国通史的撰述，到张荫麟就嘎然而止。（注：《当代中国史学》，写定于1945年。顾氏“引论”也将自己的评述时限定位在“近代百年”，即1845-1945年。当时它是作为潘公展、叶溯中主编《当代中国学术丛书》中的一种，由南京胜利出版公司于1947年出版发行。《八十史学书目》所载亦是此种版本。著者是否能看到后述三家通史，笔者不敢妄测。）可是，著者显然没有充分关注到，就在钱、吕、张三氏通史写作的同一时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已经向通史编纂阵地发起冲击，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三大家通史，在1941年至1943年期间先后开始亮相。正像毛泽东所说的：这是一件大事，“说明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注：这是毛泽东庆贺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出版时说的话，转引自朱鸿召《范文澜：从顽童到革命历史学家》，载《湖南湘声报》，2000年11月28日。）不管是何种原因，今天看来，《当代中国史学》在前瞻性方面的问题，实际也透露出了史学史的一种“无奈”。它能有声有色地叙述“过去”，如要把握发展趋势，准确预见“明天会怎样”，多般是不成功的。事实上，不需要多久，政权的更迭改变了整个思想格局，这种没有能进入该书评述视界的通史体系，终于成为了引导下半个世纪中国通史编纂方向的主流。
    由共产党人编纂中国通史的事业，奠基于抗日战争时期。这固然是民族的危难碰撞出学术光彩的又一实证，但同时也是自“五四”运动思想分化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涓涓细流汇为奔腾江河的一个重要转捩点。它来有因，去有迹。如果说1920年李大钊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历史学上的价值》吹响了“舍我其谁”的第一声号角，那么郭沫若在1928-1929年于日本流亡期间写就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就是第一次拿起唯物史观这把解剖刀，对中国历史进行了富有雄心的整体性学理剖析，开始驱动了五种社会发展形态与中国历史实际相契接的长期探索过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完成了它的奠基仪式。（注：林甘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中称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之作”，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林先生在尔后发表的《吕振羽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研究》里则定位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代表性的奠基之作”。前后语意无大的差别。后文载《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4期。）这种新史学，区别于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最重要的方面，就是他们认识到如若不经过人民民主革命，社会的改造是不能成功的，因此肩负着一种职责，要为人民革命事业呐喊开道。郭沫若尽管大胆地勾勒出了中国历史五阶段的“框架”（注：顾氏的《当代中国史学》把郭老的这部著作列入了“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成绩”一节，虽然也给予了殊为难得的较高评价，有“同情地理解”的气度，但显然对它的目标指向缺乏足够的估计。郭老在1928年8月定稿的《诗书时代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里已经把“中国社会历史之发展阶段”表述为：“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共产社会，西周是与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时代相当，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才真正进入了封建时代”，并认为到了近代，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大门，1911年终于出现了市民阶级领导的“资本制革命”。代替资本制革命的，当然是社会主义革命。把五种社会形态学说准确落实到中国历史上来，是郭老等新史家视作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体系完善、“学术本土化” 的重要标志。），在当时及以后，一直没有可能自己动手来编纂完整的中国通史。在我看来，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遗憾，如同另一路向的新史学开拓者梁启超。这两位豪气横溢 、运笔汪洋恣肆的文坛天才，假若能在当时完成双峰对峙的两部中国通史，让读者见识到意见的对立并不会障碍通史阅读的赏心悦目，会是何等的精彩！（注：郭沫若在1947年4月10日为该书重版写的《后记》里，说“我也起过这样的雄心，想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史”，又承认“但这项工作我没有着手，我恐怕永远也不会着手”。自云或许是“浪漫的性格”使然，“像编教科书那样的古典风味，我自己很缺乏”。末一句话，今天读来感到特别地有余味。1962年起陆续出版的《中国史稿》，郭老是作为集体编写的指导者（主编）出现的。笔者在此冒昧地说，《中国史稿》的文字和叙述风格，不复有郭老当年的豪气和活泼清新的气息。那种凝重而严肃的“经典”叙述风格，使可能有的许多创见或个性化的论断，在集体编写的形式下，难以找到尽情表现的舞台。《中国史纲要》和白寿彝总编的《中国通史》亦然有这种缺憾。）
    抗日战争的开展，为人民革命事业创造了空前大发展的机缘。在文化方面亦然如此。1941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编纂史上的一个闪亮的年代。该年5月，香港生活书店推出了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上册，秦统一前）；9月，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北宋以前），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发行。这两部具有时代标志性的新型国史，在1948年与1946年都以完璧的形式进入通史之林。（注：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下册，于1948年由大连光华书店首版。《中国通史简编》中册，北宋到清中叶，由延安新华书店于1942年出版。下册，改名为《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出版于1946年，仍由延安新华书店推出。）另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即是翦伯赞的《中国史纲》，在1943年与1946年由重庆二家出版社先后推出，仅有第一、二两卷，迄秦汉而止。
    吕振羽编撰《简明中国通史》，其孕育、积聚的时间最长。他是紧随郭沫若之后，在史前社会、殷周史以及中国民族史、政治思想史等许多领域耕耘开拓最勤的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据有关研究者介绍，吕振羽由经济学转向历史学研究，主要是受李达的推动，一开始就确立了“要生动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尽可能充分地搜集史料”两条要则。（注：据朱政惠所著《吕振羽和他的历史学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吕振羽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和确立是在1930年下半年至1932年的一段时间内。在中国大学，他结识了李达，在其推动下，转向史学研究。上文引述的史学写作两个要则，源于夫人江明的回忆文章，为李达告吕氏语，文见朱书第28页所引。）在编著《简明中国通史》之前，他已经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三部专著，写作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完成了许多重要历史问题（如土地国有制、封建社会长期迟滞、资本主义萌芽等）的独立思考。没有疑问，作为一名共产党人，既以社会革命为己任，编撰中国通史的意向是非常明确和自觉的。早在1928年，上海曾发起两种力量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这场“论战”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讨论中国社会的性质和革命的趋向。1931年至1933年，以《读书杂志》为战场，又延伸为“中国社会史论战”。辩论的“反方”无非是提出：中国没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又短暂，中国现在已是资本主义社会，或先（前）资本主义制。他们的观点是直接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需求相对立的。（注：以上背景性的概括，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史研究室编著的《新史学五大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8页。读者另可参阅林甘泉等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吕振羽作为一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勇士，逐渐从“战斗”中锤炼出自己对于中国历史的新见解，形成了体系性的认识。这样也就容易理解，以反帝反封建为主旨的人民革命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的编纂，必要以五种社会形态的落实为重要目标；针对论敌的观点，特别是在史前史与殷周社会性质问题上，花的考研工夫最深。吕振羽读的书很多（注：朱政惠在《论吕振羽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一文中，曾根据吕氏早期文章，搜索了他阅读过的中外社会史、经济史和中外思想史的书籍详目，其读书范围颇为博广，也注意中西历史共性与异相的双向比较。），思考也很深，因此虽与郭沫若处于同一阵营之中，但从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得出了殷商为具有东方特点的奴隶制社会、西周为封建社会之始等独立见解，以及对于中国多民族历史的关注，很注意史料的搜集与辩证，专注于一些过去少为人注意的历史问题的开拓。如果从笔者个人的体验来说，《简明中国通史》因其理论思辨的惯性，以及追求教科书体例的规范，阅读起来不免略感沉重。（注：朱政惠在前引专著中曾彰显过《简明中国通史（上册）》旧版的写作风格，谓其“整部著作编撰格式及其语言十分通俗，浅显明白”，并列举了原版的若干文字段落佐证。不言而喻，1949年后的修订本较之旧版，在文字的生动性方面更有退步。但经济、政治、文化的三分法，以及“论”重于“述”的思辨风格，使通史的可读性大为减弱，笔者所以说到这点，非专针对吕书；这种“教材”风格为后来各种教材所普遍采用，包括《中国史纲要》和《中国史稿》，实在是大值得反省和质疑的。这方面，范老旧《简编》和修订的前三编，叙述就不取那种凝重的“教材”风格，行文与选材都要自由明快得多。）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在1949年后，据我所知，该书的读者面显然要比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