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袁世凯政府下令停办地方自治。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地方，作为地方自治议决机构的城、镇、乡议事会虽然被取消，但其原来作为执行机构或人员的城、镇董事会、乡董却从此保存下来，改换名称而成为区乡行政的首领；原来的自治行政区划也继续存在，成为其他形态区乡行政的区划。例如，1914年自治取消后，江苏嘉定县真如里乡“设置经董办理乡政”，以乡自治公所作为经董办事处；铜山县“每市乡设董事一人办理市乡政务（后设市乡公所，称区董或乡董）”；浙江江山县至1920年代初，仍存在“各乡自治委员”；河南荥阳县清末地方自治划为8区，至1920年代中期“办自治选举一切公事仍作八区”[13]（P224）[30]（第10辑，P12）[16]（《内务总长咨浙江省长文》，第1781号）[31]（《建置志》）。
    1919年，北京政府再次推行县和市乡两级地方自治，并于1921年7月公布了《市自治法》和《乡自治法》。这两个法律规定，在县以下划分市、乡，选举自治会、自治公所作为自治议决机关和执行机关[15]（民国十年册，P29-42）。由于政局混乱，当时大部分省份没有实行。此外，1920年代初南方一些省份倡导“联省自治”，广东、江西、湖南、浙江等省纷纷颁布“省宪法”，其中也都规定在县之下实行自治制度。根据这些“省宪”，1921年广东省订立了《区自治条例草案》，江西省订立了《暂行市乡自治条例》，1922年湖南省颁布了《市、乡自治宪法规则》，这些文件均规定在县以下建立区乡一级的行政。1923年6月，江苏省议会也曾议决恢复1912年曾经实行的市乡制[16]（《平政院议决书》，第3291号）。由于政局动荡，这些也均未能认真实行。
    （2）“官治”性质的区乡行政
    1914年北洋政府下令停办各级地方自治后，一些省区在一定时期内出现了“官治”的区乡行政，其中有些是打着“自治”的旗号建立的。
    其一，京兆特别行政区。前文已经述及，北洋政府于1914年12月颁布的《地方自治试行条例》规定实行县以下的区自治。次年9月，这一制度在京兆地区试点实行。北洋政府颁布《京兆地方自治暂行章程》规定，京兆地区所属20县每县划分8-16个自治区，每区管辖10-30个村，实行“自治”；自治事项包括县知事委任办理的国家行政事项和地方教育、公共建设、实业、慈善、卫生及地方财务。自治区置区董、副区董各1人，由县知事遴选2人，详请京兆尹委任1人、当时京兆地区20县共划分自治区198个，全部由京兆尹任命了正副区董[32]（上册，《法规》，P4-7，《自治区组织》，P25-29）（注：据香河、房山、涿县、三河等县的地方志记载，正副区董确系官方委任，如《房山县志·自治志》（冯庆澜等修，1928年）记该县正副区董“皆官委，非民选也”。）。
    其二，山西省。1918年山西省政府颁布《县地方设区暂行条例》，废除乡、镇、图、保，在县知事和各行政村之间设立“补助行政机关”的“区”。各县根据地域广狭、人口多寡划分3-6区，每区设区长1人，由省长委任，直隶于县知事。《条例》发布后各县先后付诸实行。山西全省105县共划分425个区[33]（P51）[34]（《附录·现行法令》，P59）。
    其三，奉天。1922年颁布《议定区村制单行章程》，规定除“边远县分及新设治者”因“村堡星散，暂从缓设”外，每县各就县境划分若干区。区长经县知事保送后而由省长任命，“受县知事指挥”，“辅佐县知事办理地方行政，排解人民讼争”。《章程》颁布后付诸实行，例如铁岭县当时“全境划分八区，每区设区长一人，助理员一人”。1928年12月各县所有区长裁撤，这一制度停止实行。当时即有人指出，这种制度只是“略存自治之形式”，实际上是一种官治[35]（《民治志》）[36]（《民治志》）。
    其四，河南省。1919年河南颁行《市区街村单行法》，规定各县在境内划分数区，下辖行政街村，区长经选举后由县政府“加委”，虽号称“地方自治”，但实际上也属于“官治”性质。该法规颁行后各县先后遵照实行，如西华县划为7区，信阳县划为5区；阳武县划为5区；新安县划为5区[37]（《民政志》）[38]（《民政志》二）[39]（《自治志》）[40]（《民政志》）。
    除上述几省区外，其他地方也间或存在这种“官治”的区乡行政。如有当时人回忆说，四川江油县1925年曾划分行政区，设置区公所，由县委派区长[41]（P15）（注：实际上，“官治”与“自治”的区别不仅存在于职能全面的区乡行政之中，同时也存在于单一职能的区乡行政之中。上文述及的区乡教育行政，其首领人员或由地方推举，或由县劝学所、教育局任用（详后文），就基本上属于“自治”性质。而区乡警察行政的情况就较为复杂。上文已经述及，1909年以后各地警察区官、巡官、巡长由各省巡警道委派，但一些地方还保留由地方推举产生的警董，负责筹集警款，区乡警政的性质因此而介于“官治”与“自治”之间。参见笔者《地方自治与直隶“四局”》一文，载《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
    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就制度设计而言本来属于职能单一的区乡行政，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同时履行本职之外的其他各种行政职能，从而演变成为了职能全面的区乡行政，一些地方的区乡警政就是如此。清政府1907年颁布的《各省官制通则》是一个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文件，其中规定在各州县划分警区、设立区官，已含有将警区作为一般行政区、将区官作为一般区乡行政首领的意向。北洋政府在有关文件中也明确说：“警察行政为国家庶政之权，与一切法令，非借警察之力，不足以利推行。”[18]（《政治志》）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区乡警察区域和机构除发挥治安、司法、卫生、消防等方面的警政职能外，还往往行使其他行政职能，在地方自治停顿时期实际上成为一般性区乡行政。例如：直隶青县入民国后，“将全境别为五区，其初本为警务新章，后以比年政令纷繁，县府有事类多分饬警局代为执行，以致警政区域几成全部自治区域”[21]（《疆域志》）。黑龙江省呼兰县1913年将13个自治区并为6个警察区，“以警察为辅佐行政之机关”，“此后相沿，略无变更”[42]（《地理志》）。奉天安东县1914年地方自治取消后，“地方有事动以警察六区为指归”[43]（卷四，《区村》）。广东大埔县1918年始划为8个警区，“分配管辖地方”，此后“举凡政治上一切，多以八区分列”[44]（《经政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