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法定的区乡行政人员任职程序，大致有四种：
    第一，由“官治”的地方政府直接任命。这种任命方式首先实行于警察、保卫团等涉及武装力量的区乡行政中。前文已经述及，清末令各州县划分警区，“各置区官一员”，一般由各省巡警道委派。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的《地方保卫团条例》规定，各区团团总由县知事“遴委”。此外在北洋政府时期的各种“官治”区乡行政中，其主管官员也均由上级官府任命。如山西各县1918年设区后，“区长由省长委任”[33]（P51）；奉天1922年实行区村制时，“每区由县知事保送二三人”作为区长候选人，经“省长面加考询，对答合格者乃得充任”，区助理员“由区长择用”[36]（《民治志》）；四川江油县1925年各区设置区公所，“由县上委派”区长[41]（P15）。
    第二，由上级自治职能部门首领或同级自治行政首领任命，或由他们提请地方官任命。这种任命方式的典型是各学区的劝学员。清末《劝学所章程》规定，各学区劝学员由县劝学总董选择，“禀请地方官札派”；1923年北洋政府颁发的《县教育局规程》则规定，各学区设教育委员一人，“由县教育局长就素有教育学识经验者选任”[15]（民国十二年册，P412）。1914年前后，江苏省各县区乡学务委员系由乡董（乡经董）提名，呈请县知事委任[14]（P639,484）。有些地方的区乡保卫团首领也是采取这种方式任命的，如四川金堂县清末各区保卫团设团正，由县团总向县官推荐委任[45]（P383）。
    第三，经由法定的选举程序产生。这种就职方式的典型是清末民初推行的地方自治。清末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城镇乡议事会议员由选民选举产生；城镇董事会总董、董事和乡董由城镇乡议事会选举产生。1921年北洋政府颁行的《市自治制》和《乡自治制》规定，市、乡自治会由选民选举产生，市参事会（由市长、佐理员、区董、名誉参事员组成）和乡长、乡董由市、乡自治会选举产生。在当时推行地方自治的地方，这种制度一般均得到了实行。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实行以地方官员为行政监督的原则，所以上述自治议决机构和执行机构选出时，往往由国家给以某种形式的确认。例如，江苏省嘉定县钱门塘乡议事会和乡董1910年选举产生后，由知县姚×ד遵式刊发”图记，民国建元后，又由民政长许ד遵新制刊换”[14]（P32）。1921年河南省推行街村自治时，各区长经选举产生，然后由县“分别加委”[78]（《政治志》）。
    第四，经由“地方公举”产生。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各地区乡教育、团务等行政首领人员往往由“地方公推”、“公举”本地有影响的士绅担任。例如，江苏省嘉定县清末分9学区，各自推举劝学员[14]（P131）；奉天开原县1907年全境分为5路，由劝学总董招集各路士绅开选举会，推举各路学董[73]（《政治志》）；民国初年四川《通省团练章程》规定，保卫团各区团团正由“公举”产生[46]（《疆域志》）；广西平南1931年以前，县团务总局、分局的团总“由当地绅士推选，每两三年选举一次，连举连任”[50]（P72）；安徽亳县各圩圩长，“由群众推荐”，报县政府批准委任[79]（P4）。
    上述作为区乡行政首领任职方式之一的“地方公举”具有浓厚的传统色彩，与现代性质的选举并非一物。首先，作为“公举”行为主体的所谓“地方”，不是一种由符合法定资格的选民所组成的团体，而是一个边界不清的、根据无形的传统被认为有资格参议地方事务的地方精英群体；其次，“公举”也不是程序严格的票选，只是一种模糊不清的公意表达，这种“公意”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就是一两个权威人物的意志。在这种制度下，士绅之担任区乡行政首领实际上仍然凭借的是传统性声望。这些人表面看具有法定的公职身份，但其实也仍然属于传统的士绅，他们往往没有法定的薪酬就足以说明这一点。马克斯·韦伯指出，绅士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由于其经济地位，能够作为次要职业，在一个团体里兼任领导和从事行政工作，没有报酬或者只获得名义报酬或荣誉报酬”[80]（上卷，P322）。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被“公举”担任区乡行政首领的士绅们也是如此。清末颁布的《劝学所章程》规定各区劝学员“其薪水公费多寡各就本地情形酌定”，《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和民国初年北洋政府颁布的《地方保卫团条例》、《学务委员会规程草案》等文件，则明确规定有关机构的首领人员为“名誉职，不支薪金”，各地实际上也是这样执行的。试举几例：
    直隶文安县1905年18学区劝学员，“均系义务职，不给薪”；胜芳镇成立议事会，议员、正副会长、文牍兼庶务“概不支薪”[70]（《法治志》）；青县1905年分20区办理四乡巡警，“每区推举正副区董各一人，以本地士绅为之，均属名誉职”[81]（《经制志·时政篇》）；1915年京兆办理地方自治时，三河县各区设正副区董，“纯属义务，不支薪水”[82]（《新政篇》上）。
    广西平南县1931年以前分设33个保卫团，“团总有公事到局，无事则在家”，“无固定薪俸，但从税捐、公产中可得到优厚的报偿”。至于劣绅，则“凭借权力，利用剿匪、办案之机，上下勾结，勒索敲榨，分赃自肥”[83]（P72）。安徽亳县1933年以前“民间组织机构称为‘圩’”，各“‘圩’有圩长1-3人，“无副职，无待遇”[79]（P5）。
    （三）经费筹措。现代行政运作的另一个特点，是具有建立在法定公共财政或法定公共收入基础之上的经费制度。在中国传统的“绅治”时代，由于不存在常设性区乡行政，这种制度化的区乡财务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当时办理各种乡里公共事务的财务方式有两个特点：一是临时性，因事而兴，事毕而息，既无经常性收支，也无常设经理机构；二是私人性，所需经费主要靠私人自愿募捐（及少量公款公产生息），而不是靠以公共权力和有关制度为依托的强制性税费（注：例如山东沂水县民国初年的“自治调查”说：“本县各项公益事业……前清未举办自治以前，均系本地绅士自行办理。”“所有公款公产均由士绅公同筹集，自行管理收支，事峻开列收支清单，张贴周知。事后报县备案”。见《山东历城等三十四县调查自治清册》，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全宗第1001，案卷第969。）。在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的区乡行政中，这种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两种法治化的区乡财务机制：
    第一，建立形态较为完整的区乡自治财政。这方面的典型是清末民初的城镇乡地方自治。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专列“自治经费”一章，对于自治经费的来源、管理、征收、支出预算、决算均作出了明确规定。在有些地方，这样一种区乡财政曾得到实施。江苏省嘉定县钱门塘乡清末民初自治财政收入为以下6种：1.漕银附加；2.归公无主田地；3.房捐；4.酒捐；5.茶捐；6.路灯、水栅捐。其中第1项系经省咨议局议决，其他各项均经乡议会议决；其涉及财政开支的事项，如重建市西巷门、给发孤贫口粮、雇夫扫除街市积秽、备置义棺、补助桥梁建筑、添设初等小学、添设图书、购置防火设备、疏通河道等，也均经乡议会专案议决[14]（P3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