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时与班固一起修史的，不止陈宗、尹敏、孟异三人。《史通·覈才篇》云：“昔傅玄有云：‘观孟坚《汉书》，实命代奇作。及与陈宗、尹敏、杜抚、马严撰中兴纪传，其文曾不足观。岂拘于时乎？不然，何不类之甚者也？’”《后汉书·北海靖王兴传》云：“初，临邑侯复好学，能文章。永平中，每有讲学事，辄令复典掌焉。与班固、贾逵共述汉史，传毅等皆宗事之。”根据上述记载可以知道，与班固共同撰写建武时期历史的还有杜抚、马严、刘复、贾逵四人。从《史通·覈才篇》的记载来看，班固与众人合作的部分有纪有传，《后汉书·北海靖王兴传》所说“班固、贾逵共述汉史”，似与《史通·覈才篇》相吻合。这样看来，《后汉书·班固传》提到的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很可能也是集体的成果。由于班固出力较多，所以范晔在《后汉书·班固传》中把列传、载记二十八篇撰写之功尽归之于班固。
    对于明帝时修史的几个人的事迹，我们了解的详略不一。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卒于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范晔《后汉书》有传，《汉书·叙传》也记载了他的家世和行迹。陈宗，范晔《后汉书》无传，从《班固传》记载来看，只知道他做过睢阳令。后来，他很可能来到京师洛阳，充任了郎官一类的下级吏职，从而有机会与班固合作修史。《论衡·须颂篇》云：“陈平仲纪光武，班孟坚颂孝明，汉家功德，颇可观见。”疑陈平仲即陈宗，宗为名，平仲为字。尹敏，字幼季，南阳堵阳人，与班彪关系密切。建武初年，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因为他博通经记，光武帝命令他校正图谶。而他非议图谶，致使仕途滞塞。后三迁长陵令。永平五年（公元62年），受别人牵连免官。十一年（公元68年），除郎中，迁谏议大夫，卒于家。事详《后汉书》本传。孟异的事迹史书失载，据《后汉书·班固传》，我们知道他曾官司隶从事。杜抚，字叔和，犍为武阳人。受业薛汉，删定《韩诗章句》，有弟子千余人。曾为骠骑将军东平王苍所辟，后又辟太尉府。建初中为公车令，卒于官。《后汉书》有传，传中失载与班固等人修史事。马严，字威卿，既好击剑骑射，又潜心墳典。历官将军长史、侍御史中丞、五官中郎将、陈留太守等，永元十年（公元98年）卒。《后汉书》有传。刘复，北海靖王兴子，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封为臨邑侯，明帝时常预议政事，甚见宠幸，曾著《汉德颂》。其事散见《后汉书》北海靖王兴、马严、贾逵等人列传中，《刘赵淳于江刘周赵传》序中亦言及刘復事。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兼通古文经和今文经，为一代儒学宗师。明帝时为郎，与班固并校秘书，应对左右。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卒，《后汉书》有传，详载其事。
    从现有的各种文献记载来看，明帝命班固等人修史，只限于编写光武帝一代的历史，而且也没有让后人不断续补的意图。但是，后来撰修东汉历史的工作一直受到最高统治者的重视，经过不断续补，终于纂成了《东观汉记》一书。而班固等人撰写的《世祖本纪》和列传、载记二十八篇，成为《东观汉记》的创始之作。
    班固等人撰修《世祖本纪》的时间，历来无人注意。据笔者考察，大约在明帝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至十五年（公元72年）之间。《后汉书·儒林传》记载，尹敏于永平五年（公元62年）被免去长陵令一官。至十一年（元公68年）才除为郎中，来到了洛阳。这就是说，班固与尹敏合作修史只能在永平十一年以后。《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记载：永平十五年春，明帝“行幸东平，赐苍钱千五百万，布四万匹。帝以所作《光武本纪》示苍，苍因上《光武受命中兴颂》”。所谓“《光武本纪》”，并不是明帝亲手撰写，它就是班固等人撰写的《世祖本纪》。班固等人把《世祖本纪》呈献给明帝后，明帝肯定有所修改。所以《后汉书》以《光武本纪》为明帝所作，也不是无根之谈。既然明帝于永平十五年把《光武本纪》出示给东平宪王苍，那么，班固等人完成《世祖本纪》自然应当在永平十五年以前。
    继明帝之后，章帝、和帝、殇帝相继嗣立。在章、和、殇三帝时期，没有对班固等人始创的东汉史进行补撰。到了安帝在位时期，对经史之学颇为重视。当时握有实权的鄧太后，自幼通晓经学，选入宫掖后，跟随曹大家習经，兼学天文、算数。永初四年（公元110年），“诏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⑤又让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教授宫人，左右诵習，朝夕济济。⑥正是在这种气氛下，继班固之后，又开始了东汉史的撰写工作。《后汉书·文苑刘珍传》记载：“永宁元年，太后又诏珍与騊{K18C02.jpg}作建武以来名臣传。”又同书《文苑李尤传》记载：尤“安帝时为谏议大夫，受诏与谒者仆射刘珍等俱撰《汉记》。”此外，《北海靖王兴传》记载：刘复“子騊{K18C02.jpg}及从兄平望侯毅，并有才学。永宁中，邓太后召毅及騊{K18C02.jpg}入东观，与谒者仆射刘珍著中兴以下名臣列士传。”刘珍、刘騊{K18C02.jpg}、刘毅等在东观修史内容，并不限于“名臣列士”，据《史通·古今正史篇》所载，还包括纪、表，人物传记于名臣列士之外，尚有儒林、外戚等传，时间起自建武，迄于永初。至此，《东观汉记》始具備了国史的规模。刘珍等人这次撰修国史，肯定利用了班固等人的旧作，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说：“邓太后意嫌班固所作并建武一代事迹亦未全，其命珍等作《汉记》，实责以整齐旧闻。故珍等撰成上进时，自当并固等所作苞入其中，珍等亦必有所删润，非直录之而已。”这一论断是可信的。
    刘珍撰史是有计划的。但是，他并没有全部实现自己的计划，未了的工作是由后人继踵完成的。《史通·古今正史篇》云：“事业垂竟而珍、尤继卒。复命侍中伏无忌与谏议大夫黄景作《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南单于》、《西羌传》，《地理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