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昭《律历志注》所载蔡邕奏上十志之章中说到，对于十志，“欲删定者一，可当接续者四，前志所无，臣欲著者五”，并“分别首目，并书章左”。十志之目，刘昭注一律未录。而《后汉书·蔡邕传》李贤注在节录蔡邕奏上十志之章后云：“有《律历意》第一，《礼意》第二，《乐意》第三，《郊祀意》第四，（19）《天文意》第五，《车服意》第六。”王先谦在《后汉书·蔡邕传集解》后所附校补中云：“‘有《律历意》第一’以下乃章懷就当时所有者言之，并非邕书辞也。”王先谦的看法是正确的。李贤为《后汉书》作注时，只见到了《东观汉记》的六篇志。所以，他根据所见，把这六篇志目依次序列于蔡邕奏上十志章之后。除了这六篇志，据《史通·古今正史篇》还可以知道蔡邕十志中尚有《朝会志》。这样，十志之中，已得其七。《汉书》有十志，目为《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蔡邕十志，有《车服》、《朝会》二志为《汉书》所无。据蔡邕所说“前志所无，臣欲著者五”二语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另外三志之目，应当在与《汉书》十志不同的志目中去寻求。（20）
    第四，所载“名贤君子”的下限。按照《史通》的说法，献帝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迁都许地以后，杨彪对于以献帝为中心的各种行事是有记载的， “至于名贤君子，自永初以下阙续”，也就是说人物传记自永初以下没有续补。这种说法，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在今天可以见到的类书、古注及其他古代典籍中引徵的《东观汉记》片段中，能够找到许多永初以后“名賢君子”传，如黄瓊、应劭、吴祐、任尚、张奂、段熲、皇甫嵩、王允、蔡邕、孔融、袁绍、吕布等即是其例。（21）这些永初以后的人物传记，有的可能写定于蔡邕在世的时候，而象王允、孔融、袁绍、吕布这些生活时代较晚的人，都卒于蔡邕之后，蔡邕是无从为他们修传的。他们的传记，还有蔡邕的传记，极有可能为杨彪的手笔。刘知几撰《史通》时，《东观汉记》阙佚尚少，宋太宗时李昉奉诏编《太平御览》，尚摘引吴祐、张奂、段熲、王允等传，而身处唐世的刘知几不能不看到这些人物的传记。如果看到许许多多永初以后的人物传记，而他在《史通》中又说“名贤君子，自永初以下阙续”，殊为令人费解。
    在灵帝、献帝时期参加东观修史的人，今天我们只知道有马日磾、蔡邕、杨彪、卢植、刘洪、张华六人。马日磾，为马融族孙，中平五年（公元188年）， 以射声校尉为太尉，明年免。初平二年（公元192年），由太常迁太尉，三年，为太传，录尚书事。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卒于寿春。其事散见《后汉书》中《灵帝纪》、《献帝纪》、《马融传》、《蔡邕传》等篇。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人，生于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少博学，师事太传胡广。好辞章、数术、天文、音律。灵帝时，召拜郎中，校书东观，迁议郎。熹平四年（公元175年）， 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等奏求写定《六经》文字，获许，蔡邕乃自书丹於碑，立太学门外，是为熹平石经， 为后儒晚学所取正。 光和二年（公元179年），被中常侍程璜诬陷，流放朔方。遇赦后，为躲避宦官陷害，亡命江湖十二年。献帝初，董卓专权，蔡邕被任为侍御史，又官左中郎将。王允谋诛董卓后，蔡邕亦被捕入狱。蔡邕乞求黥面刖足，继成汉史，王允不允，遂死狱中，时年六十一。事详《后汉书》本传。笔者认为，对《东观汉记》一书贡献最大的人有三个，一是班固，一是刘珍，另外一个便是蔡邕。《史通·史官建置篇》说：“观夫周、秦以往，史官之取人，其详不可得而闻也。至于汉、魏已降，则可得而言。然多窃虚号，有声无实。按刘、曹二史，皆当代所撰，能成其事者，盖唯刘珍、蔡邕、王沈、鱼豢之徒耳。”刘知几特意提出刘珍、蔡邕加以表彰，就是因为他注意到了刘珍、蔡邕对《东观汉记》的特殊贡献。杨彪，字文先，弘农华阴人。熹平中，以博習旧闻，徵拜议郎，迁侍中、京兆尹，历官永乐少府、太仆、卫尉、司空、司徒、太尉等职。魏文帝受禅，授彪光禄大夫，黄初六年（公元225年）卒，时年八十四。 事详《后汉书》本传，传中漏载杨彪撰修《东观汉记》事。卢植，字子干，涿郡涿人。早年与郑玄俱师事马融。建宁中，徵为博士。熹平四年，拜九江太守，后又除庐江太守，徵拜议郎，转为侍中，迁尚书。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为北中郎将， 镇压黄巾军。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卒。《后汉书》有传。刘洪， 字元卓（或作允卓），山东蒙阴人，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天文学家，司马彪《续汉书·律历志》称“常山长史刘洪”，又称“穀城门候刘洪”、“郎中刘洪”，是刘洪曾为常山长史、穀城门候、郎中。卒于山阳太守任上。刘昭注引何承天云：“《四分》于天，出三百年而盈一日，积世不悟，徒云建历之本必先立元，假託谶纬，遂开治乱。……元和中，穀城门候刘洪始悟《四分》于天疏阔，更以五百八十九为纪法，百四十五为斗分，而造《乾象法》，又制造《遲疾历》以步月行，方于《太初》、《四分》，转精密矣。”于此可知刘洪为历大概。刘洪所作《乾象历》，是第一部传世的引进月球运动不均匀性的历法。它把《四分历》回归年长度減为365{K18C03.jpg}＝365.2462日，朔望月长度也降低为29.53054日。 这两个数值的精密性均已超过前代历法。三国时的吴国曾行用《乾象历》。张华，据《后汉书·蔡邕传》所载，光和元年七月，因为“妖异数见，人相驚扰”，灵帝诏召蔡邕、杨赐、马日磾、单飏和张华诣金商门，引入崇德殿，使中常侍曹节、王甫就问灾异和消除灾异的办法。当时张华为议郎。有关张华的事迹，所能得知者仅限于此。
    蔡邕等人于灵帝、献帝时期续修《东观汉记》，使本书的撰写工作基本上告一段落。但是，《东观汉记》的补撰工作还没有完全结束，《太平御览》卷四七○引《东观汉记》敍耿恭家族云：“耿氏自中兴以后讫建安之末，大将军九人，卿十三人，（22）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将、护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数十百人，（23）遂与汉兴衰。”又引《东观汉记》敍邓禹家族云：“邓氏自中兴后，累世宠贵，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馀侍中、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东京莫与为比。”从所述内容，特别是从“遂与汉兴衰”、“东京莫与为比”二句来看，已非汉人语气。这两段文字，疑出三国时期。说得更具体些，可能是杨彪入三国后续补《东观汉记》时撰写。不管对这两段文字出现的时代和作者推测的是否正确，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东汉以后，仍有人对《东观汉记》进行了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