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中提到的元嘉元年奉命修史的人中，崔寔、边韶、朱穆、延笃颇负盛名。寔字子真，崔瑗之子，涿郡安平人，少好典籍，桓帝初为郎。明于政体，吏才有馀，著《政论》，指切时要，言辩而确，当世称之。曾官五原太守、辽东太守，又拜尚书。《后汉书》有传。《史通·古今正史篇》云“大军营司马崔寔”，考《后汉书·崔寔传》，寔在除五原太守前，以大司农羊传、少府何豹之荐，“召拜议郎，迁大将军冀司马，与边韶、延笃等著作东观”。是“大军营司马”当作“大将军司马”。边韶，字孝先，陈留浚仪人，以文章知名，教授数百人，桓帝时为臨颍侯相，徵拜太中大夫，再迁北地太守，入拜尚书令。后为陈相，卒於官。《后汉书》有传。朱穆，字公叔，朱晖之孙，南阳宛人，年青时锐意向学，曾辟大将军梁冀府，典兵事，后为侍御史。永兴年间，官冀州刺史。后又拜尚书。卒于延熹六年（公元163年）。《后汉书》有传，传中漏载在东观与崔寔等人修史事。延笃，字叔坚，南阳犨人，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善于为文，有名京师。曾为平阳侯相。桓帝以博士徵，拜议郎，与崔寔、边韶、朱穆修史东观，迁侍中、左冯翊，又徙京兆尹。后遭黨事禁锢。永康元年（公元167年）卒。《后汉书》有传。元嘉元年东观修史者，只有曹寿事不显。浦起龙《史通通释》于《古今正史篇》中注云：“曹寿，旧注：‘字世叔，即娶班彪女昭者也。’”按此“旧注”不可信。《后汉书·班昭传》云：“扶风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学高才。世叔早卒，有节行法度。”曹世叔，即曹寿，《后汉书·班超传》有“超妹同郡曹寿妻昭”之语，即是确证。寿为名，世叔为字。班昭去世的确切年代，史书失载，但卒于安帝时期是可以确信的。班昭在世时，深受邓太后尊礼，得与闻政事。她卒时年七十馀，邓太后“素服举哀，使者监护丧事”。（12）邓太后于安帝永宁二年（公元121年）三月卒，（13）那么，班昭之卒当在永宁二年以前。《班昭传》云“世叔早卒”，这就是说，曹世叔的卒年要远远早于永宁年间，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参加桓帝元嘉元年（公元151年）的东观修史。与崔寔修史的曹寿，与字世叔之曹寿肯定不是一人。他的事迹，史书未载，今天已无从考知。
    元嘉元年奉诏于东观修史的人，除了崔寔、边韶、朱穆、延笃、曹寿五人之外，还有早就跻身东观的伏无忌、黄景。《后汉书·伏湛传》云：“元嘉中，桓帝复诏无忌与黄景、崔寔等共撰《汉记》。”于此看来，伏无忌、黄景执笔东观的时间是很久的，至少顺帝、桓帝时期，都曾在东观供职。又《后汉书·邓禹传》云：禹孙阊，“阊妻耿氏有节操，痛邓氏诛废，子忠早卒，乃养河南尹豹子嗣为阊后。耿氏教之书学，遂以通博称。永寿中，与伏无忌、延笃等著书东观，官至屯骑校尉。”是桓帝时在东观修史的还有邓嗣。崔寔、边韶、伏无忌、延笃等人于元嘉元年即奉诏开始了《东观汉记》的撰写工作，邓嗣可能到桓帝永寿年间才进入东观，与伏无忌、延笃等合作，所以《后汉书·邓禹传》有“永寿中”云云之语。
    《东观汉记》的最后一次续修是在灵帝、献帝时期。《史通·古今正史篇》敍述这次修史情况说：“熹平中，光禄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卢植著作东观，接续纪传之可成者，而邕别作《朝会》、《车服》之志。后坐事徙朔方，上书求还，续成十志。会董卓作乱，大驾西迁，史臣废弃，旧文散佚。及在许都，杨彪颇存注记。至於名贤君子，自永初以下阙续。魏黄初中，唯著《先贤表》，故《汉记》残缺，至晋无成。”
    关于《史通·古今正史篇》的记载，有以下几点值得讨论：
    第一，蔡邕等人所撰纪传的篇数。《后汉书·蔡邕传》云：“其撰集汉事，未见录以继后史。適作《灵纪》及十意，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这里所述，显然比《史通》具体，我们知道了蔡邕所作的纪传有《灵帝纪》和列传四十二篇。帝纪一篇和列传四十二篇，蔡邕无疑是主要的执笔人，但不是唯一的执笔人。《史通》已有明确记载。然而据《后汉书·卢植传》云：植“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记传，补续《汉记》。”是蔡邕的合作者除《史通》言及的马日磾、杨彪、卢植外，还有韩说。
    第二，蔡邕等人所续《东观汉记》散佚的时间。从《史通》的记载来看，蔡邕等人的续补之作散佚在“董卓作乱，大驾西迁”的过程中，时值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二、三月间。当时董卓挟献帝由洛阳迁都长安，焚烧宫室，驱徙吏民， 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图籍亦大量失散。《意林》引《风俗通义》云：“董卓荡覆王室，天子西移，中外仓卒，所载书七十车，于道遇雨，分半投弃。卓又烧焫观阁，经籍尽作灰烬，所有馀者，或作囊帐，先王之道几湮灭矣。”（14）《隋书·牛弘传》载牛弘议亦云：“及孝献移都，吏民扰乱，图书缣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馀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蔡邕等人东观之作盖因此而亡失。但是，《后汉书·蔡邕传》却云邕所续《东观汉记》，“因李傕之乱，湮没多不存”。徵之史书，李傕之乱一在初平三年（公元192年）五月，《后汉书·献帝纪》载：是月，“董卓部曲将李傕、郭汜、樊稠、张济等反，攻京师”。一在兴平二年（公元195年）三月，《献帝纪》载：是月丙寅，“李傕？{帝幸其营，焚宫室”。同年十一月又有李傕之乱，《献帝纪》载：是月庚午，“李傕、郭汜等追乘与，战于东涧，王师败绩，杀光禄勋邓泉、卫尉士孙瑞、廷尉宣播、大长秋苗祀、步兵校尉魏桀、侍中朱展、射声校尉沮儁”。又《董卓传》载：李傕？、郭汜“共追乘与，大战于弘农东涧，（董）承、（杨）奉军败，百官士卒死者不可胜数，皆弃其妇女辎重，御物符策典籍，略无所遗。”《蔡邕传》所说的李傕之乱，是指哪一次，限于史料，今天已不能确考。同样，也是限于史料，在蔡邕等人所续《东观汉记》散佚时间这一问题上，《史通》与《后汉书·蔡邕传》两种不同说法孰是孰非，一时还难于断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