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蔡邕撰写十志。蔡邕十志或称“十意”。“志”、“意”名殊而实同。《史通·书志篇》云：“原夫司马迁曰‘书’，班固曰‘志’，蔡邕曰‘意’，华峤曰‘典’，张勃曰‘录’，何法盛曰‘说’，名目虽异，体统不殊。亦犹楚谓之‘梼杌’，晋谓之‘乘’，鲁谓之‘春秋’，其义一也。”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又改“志”曰“考”。（15）从《史通·古今正史篇》的记载来看，蔡邕撰写了《朝会志》、《车服志》。因坐事徙朔方，他上书要求回到京师，继续写完十志。《初学记》卷二一引《东观汉记》亦云：“蔡邕徙朔方，上书求还，续成十志。”但是据上引《后汉书·蔡邕传》“适作《灵纪》及十意，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二语，又据同传“邕前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会遭事流离，不及得成，因上书自陈，奏其所著十意”一段记载，蔡邕似乎完成了十志。
    关于蔡邕十志的详细情况，是颇难考察的一个问题。司马彪《续汉书·律历志下》刘昭注引蔡邕徙朔方戍边时所奏上十志之章，这是有关蔡邕十志的最系统最详细的一篇文字，今节录如下：“朔方髡钳徒臣邕稽首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臣邕被受陛下尤异大恩，初由宰府备数典城，以叔父故卫尉质时为尚书，召拜郎中，受诏诣东观著作，遂与羣儒并拜议郎，沐浴恩泽，承答圣问，前后六年。……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职在候望，忧怖焦灼，无心复能操笔成草，致章阙庭。诚知圣朝不责臣谢，但怀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布衣，常以为《汉书》十志，下尽王莽，而世祖以来，唯有纪传，无续志者。（16）臣所师事故太传胡广，知臣颇识其门户，略以所有旧事与臣，虽未备悉，粗见首尾，积累思惟，二十馀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诱其衷，得备著作郎，建言十志皆当撰录，遂与议郎张华等分受之，其难者皆以付臣。先治律历，以筹筭为本，天文为验，请太史旧注，考校连年，往往颇有差舛，当有增损，乃可施行，为无穷法。道至深微，不敢独议。郎中刘洪，密于用筭，故臣表上洪，与共参思图牒。寻绎适有头角，会臣被罪，逐放边野。臣窃自痛，一为不善，使史籍所阙，胡广所校，二十年之思，中道废绝，不得究竟。慺慺之心，犹以结心，不能逮望。臣初欲须刑竟，乃因道县，具以状闻。今年七月九日，匈奴始攻郡鹽池县，其时鲜卑连犯云中、五原，一月之中，烽火不绝。不意西夷相与合谋，所图广远，恐遂为变，不知所济。郡县咸惧，不守朝旦。臣所在孤危，悬命锋镝，湮灭土灰，呼吸无期。诚恐所怀随驱腐朽，抱恨黄泉，遂不设施，谨先颠踣。科条诸志，臣欲删定者一，所当接续者四，前志所无，臣欲著者五，及经典羣书所宜捃摭，本奏诏书所当依据，分别首目，并书章左。臣初被考，妻子迸窜，亡失文书，无所案请。加以惶怖愁恐，思念荒散，十分不得识一，所识者又恐谬误。触冒死罪，披沥愚情，愿下东观，推求诸奏，参以璽书，以补缀遗阙，昭明国体。章闻之后，虽肝脑流离，白骨剖破，无所复恨。惟陛下省察。谨因临戎长霍圉封上。臣顿首死罪稽首再拜以闻。”此奏《后汉书·蔡邕传》李贤注引《蔡邕别传》亦有节录。从这篇奏书可以知道，蔡邕在没有进入仕途以前就萌发了作志的念头。他的老师故太傅胡广把自己所掌握的“旧事”都传给了蔡邕，这些“旧事”虽然不很详细，但已有头有尾，使诸志粗具规模。后来蔡邕又在胡广所传“旧事”基础上进行了积累和研究。此为蔡邕撰写十志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蔡邕已经有了十志的初稿。及至蔡邕进入东观，便建议撰写十志，获准后，即与张华等人分工协作，難写的志，都由蔡邕负责。蔡邕在东观修志，首先着手的是《律历志》。修《律历志》时，蔡邕让郎中刘洪同他一起合作。《律历志》还正在撰修过程中，蔡邕便获罪髡钳徙处朔方。这是蔡邕撰写十志的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蔡邕是想与他人协力，把十志最后勒定，成为《东观汉记》的组成部分。遗憾的是，他的想法没有完全实现。蔡邕徙朔方，张华、刘洪是否继续修志，由于史书阙载，今天已不得而知。
    从上述情况看来，关于蔡邕十志，《史通》与《后汉书·蔡邕传》的记载不同，蔡邕奏上十志之章谈到的情况又与《史通》、《后汉书·蔡邕传》也不完全相同。笔者认为，蔡邕奏上十志之章，是蔡邕的自述，所言十志情况最为确实可信。《史通》和《后汉书·蔡邕传》与蔡邕章奏歧異的地方，当以蔡邕章奏为准。
    蔡邕修志，时在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司马彪《续汉书·律历志下》有确切记载：“光和元年中，议郎蔡邕、郎中刘洪补续《律历志》，邕能著文，清浊锺律，洪能为算，述敍三光。”光和二年（公元179年）七月，蔡邕终止了修志工作，此月他便被中常侍程璜诬陷获罪，徙于朔方了。（17）他在朔方停留了九个月，会大赦，“乃宥邕还本郡”。（18）献帝时期蔡邕虽然重入仕途，居于京师，但未闻再有作志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