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东观汉记》的书名
    《东观汉记》之作，发端于班固，奠基于刘珍，终止于杨彪。东汉初年班固修史时，图籍盛于兰台，国家校正旧籍，治理文书，撰著史作，都集中在兰台，班固修史亦在其中。班固和他的同事在兰台虽然完成了《世祖本纪》和列传、载记二十八篇，但是，当时并没有汇为一编，也未闻有包容诸篇的书名。
    东汉图籍，于兰台之外，辟雍、东观、石室、宣明、鸿都都有收藏。（24）但国家收藏图籍的中心，从章帝、和帝开始，由兰台转移到了东观。安帝永初年间，“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臧室，道家蓬莱山”。（25）东观在南宫，（26）有高阁十二间。（27）由于东观成为藏书最为集中的地方，所以，也就成了文化学术活动的主要场所。和帝屡次来到东观，“览阅书林”。（28）邓太后控制朝政时，下令中官近臣到东观去学习经传，（29）许多闻名当代的学者，都曾进入东观，如黄香诣东观阅读他所没有见到的书籍，（30）曹襃诣东观次序礼事，（31）班昭诣东观续补《汉书》，（32）孔僖、马融诣东观校书，（33）高彪也校书东观，他离开东观后，灵帝还下诏画彪像来勉励学者。（34）正因为东观自章、和以后成为图籍的庋藏中心和学者荟萃之地，所以，《东观汉记》的修撰地点从刘珍开始便迁移到了东观。此后一直到蔡邕续修《东观汉记》，都没有离开东观。
    刘珍修史虽然转移到了东观，但还没有以“东观”名书，当时的书名是《汉记》。《后汉书·李尤传》云：尤“安帝时为谏议大夫，受诏与谒者仆射刘珍等俱撰《汉记》。”又《三国志·吴志·韦曜传》载华覈疏云：“……昔班固作《汉书》，文辞典雅，后刘珍、刘毅等作《汉记》，远不及固，《叙传》尤劣。”《隋书·经籍志》正史类小序亦云：“明帝召固为兰台令史，与诸先辈陈宗、尹敏、孟冀等共成《光武本纪》。（35）擢固为郎，典校秘书。固撰后汉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其后刘珍、刘毅、刘陶、伏无忌等，（36）相次著述东观，谓之《汉记》。”《史通·六家篇》亦云：司马迁“上起黄帝，下窮汉武，纪传以统君臣，书表以谱年爵，合百三十卷。因魯史舊名，目之曰《史记》。自是汉世史官所续，皆以《史记》为名。迄乎东京著书，犹称《汉记》。”自刘珍始，把所修东汉史定名为《汉记》，后来的续修者，都因袭未改。《唐六典》卷九认为：“明帝诏固入东观，与陈宗、尹敏，孟冀共成《光武本纪》，（37）其后刘珍、刘毅、伏无忌、黄景等相次著述东观，所撰书谓之《东观汉记》。”这种看法是毫无根据的。
    东汉时代，一般人习用《汉记》一称，东汉末年应劭撰写的《风俗通义》，在《祀典篇》中引《东观汉记》阴子方祀竈事，就称作《汉记》。《后汉书·应劭传》亦有《汉记》之称。当时除了《汉记》一称外，还有其他异称。如《后汉书·蔡邕传》云：“邕前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是《汉记》又称《后汉记》。
    三国两晋时期，刘珍等所修东汉史仍称为《汉记》。《北堂书钞》卷六二引魏文帝《典论》谈到李尤为兰台令史，与刘珍共同修史的事情，即把《东观汉记》称作《汉记》。《晋书·华峤传》也称作《汉纪》。东晋袁宏作《后汉纪》，自序所云《汉纪》，亦即《东观汉记》。由此看来，《汉记》一称，东晋时还在流行。
    《汉记》之前冠以“东观”，究竟始于何时，文献没有明确记载。就笔者阅读所及，三国和两晋时期，尚未见《东观汉记》一称。南朝梁刘勰作《文心雕龙》，在《史传篇》中已把《东观汉记》省称《东观》。刘孝标作《世说新语》注，于《言语篇》引《东观汉记》马援事作注，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曾十三次引徵《东观汉记》。（38）刘勰卒于梁武帝时期（公元503年--公元549年），刘孝标卒于梁武帝普通二年（公元521年），郦道元卒於北魏孝明帝孝昌三年（公元527年），三人生活在同一时代。由此看来，《东观汉记》之称至遲在六世纪初已经被普遍使用了。虽然我们考察不出《东观汉记》一称最早出现的年代，但据刘勰《文心雕龙》和刘孝标《世说新语》注，以及郦道元《水经注》可以断定，它始出的年代应早於公元六世纪。
    刘珍等人修史，以《汉记》名书，东汉时人们也习用此称。可是，后人却增加了“东观”二字，究其原因，很可能与荀悦的《汉纪》有关。汉献帝以《汉书》文繁难读，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命荀悦仿照《左传》编年记事的体例撰写《汉纪》，越时两年书成，流布於世。古时“记”、“纪”二字互通。这样刘珍等人所撰《汉记》与荀悦《汉纪》，两个书名极易混淆，引起人们的误解。为了区分二书，遂取长期撰修《汉记》的地点“东观”二字名书。
    《东观汉记》一称出现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汉记》一称并未消失，而且其他异称也很多。隋代虞世南撰《北堂书钞》，在这部类书中，《东观汉记》一称较为常见，称作《汉记》的地方也有数十处之多。如卷二六《艺学篇》有以下相连属的三条标目：“诸兄读经，难问其意。博览《五经》传记。皆号诸生。”（39）其下注云：“并《汉记》。”这三条标目，姚之骃和《四库全书》馆臣辑录的《东观汉记》都没有收入，他们显然是把《汉记》误解为其他书籍了。其实，虞世南这里所称《汉记》，即指《东观汉记》。“诸兄读经，难问其意”云云三条标目所言都是《东观汉记》中和熹邓皇后事。（40）又如卷一○八《钟篇》“灵帝铸千斛”一条标目，其下小注云：“《汉记》云：‘灵帝铸黄钟二千斛，四悬于嘉德端门内，二在云台殿前也。’”（41）此所引《汉记》，也是《东观汉记》。在结一廬旧藏本《北堂书钞》中，（42）小注“《汉记》”迳作“《东观汉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