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原本作为编户组织的里甲被地域化，从而转化为乡地组织
    乡地的这种起源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其一，里甲经“顺庄编里”转变为乡地。雍乾时期，为解决里甲征收系统紊乱的问题，浙江、江苏及其他一些省份实行“顺庄编里”改革，其做法是：不论粮户田产坐落何方，统编于本户名下，同时将各粮户按居位地编庄；在此基础上，以编庄为单位向各粮户征收赋役，即所谓“以田从人，以人从地”。“顺庄编里”后，有些地方一方面以里（图）统领村庄，另一方面将若干里（图）联为一地方，里（图）甲编户组织遂转变为地域性乡地组织。例如：江苏高邮州顺庄后，全州74里各领若干自然村，均有固定方位和固定田亩数，如一总第一里“在城东，向南延长十余里，田407顷20亩1分1厘”；在图（里）之上也设立了新的地域区划，雍正间为6厢23村，嘉庆间又设7总[49](P56-57)[50](P266-270)。河南阳武县原有里甲组织28保，乾隆五年“改为二十八地方，挨里顺庄，遵用滚单”；“嗣后改为三十二地方”，地丁与差徭“均按三十二地方办理”[51](P183-184)；山东利津县原有“里图”40里，雍正年间“编庄”为40“地方”，各辖若干自然村；“自编庄后一切事宜按地方不按里分”[52](P29-30)[53](P24-25)。
    其二，里甲经组织机制改革而转变为乡地。清代里甲虽为编户组织，但其编排必限于一定地域（“跳里窜甲”是后来人户迁徙、土地买卖的结果）。随着时间推移，里甲的人户数额不再能够坚持原来定制，其地域特征自然日益凸现。于是，有些地方的里甲改变组织机制，无形之中演变成为了乡地。所谓里甲组织机制的改变，主要有两个内容：
    1.改变里甲管辖固定人户而不论其居住何方的制度，使之统领固定的街巷、村庄，雍乾以后，很多地方的里甲都完成了这种转变。例如，广东新宁县里甲分为67里，各里分辖若干村庄，全县共493村[54]（《舆地略一·都堡》）；广西北流县分16里，各领数十村庄[55]（《舆地志·街郭》）；江西德兴县里甲以里领都，以都领图，以图辖村，全县65图辖484村[56](P24-28)；该省婺源、崇仁、金溪、南昌、新建、进贤、奉新、靖安、武宁、义宁、高安、上高、上饶、万年等州县无不如此。这种情况也存在于北方各省，如山东莘县里甲分18里，每里10甲，每甲辖数村[57](P43)
    2.在里、甲之下设立新的地域组织层次，旧里甲与这些新的下级地域组织共同构成了乡地系统。例如：直隶蓟州清初分为15里，“各里犬牙相错”；康熙三十三年“按里依方分派管理”，每里领1-4保，共28保，每保辖若干村庄[58](P195-196)。直隶宝坻县分20里，后“以里分保”，保各辖若干村庄[24](P316-346)。河南中牟县共26里，每里辖1-7个地方，每地方辖若干村庄[59]（《地理志》）。河南正阳县旧有里甲组织15保，后在保之下分店，共55店[60]（《地理志·治区沿革》）。山西浮山县清初分8里，后里下分所，共38所[61](P215-219)。陕西定远厅分5里，每里又分4-5地，共24地[62]（《地理志·乡里、保甲》）。湖北孝感县分23里，“以里统会”，共178会[63]（卷十一《赋役》）。
    经过这种演变之后，里甲其名仍旧，但地域特征已经十分明显。例如，河南禹县里甲在康熙初并为十里，每里为十甲，而各里已均有确定的方位和面积，已经成为地域组织；光绪三十年人口统计，其各里户口最少者为一万五千多，最多者达三万六千多，每里卢口当不下五六千户[64](P43,514-515)。此外如河南长葛县里甲于康熙十一年并为12“保”，地方志对于各保的方位、四至、方圆、地势、土质等均有明确标注[65](P51-55)。
    清初，严重的“跳里窜甲”现象使得里甲无固定地域，所以除赋役征收外其他职能均难以履行。里甲经地域化而演变为乡地后，开始设置经常性首领人员，全面履行征收、差徭、治安、诉讼等各种职能。例如：江苏嘉定县在旧里甲制度下，各图设排年轮流“承应赋役”；除此之外，“其助理地方行政者，向无专责；有大兴革，则会集绅耆而咨决匡襄”；顺庄后图、圩改隶于“厂”，各厂设厂董，各图设图董，负全面职责[66](P30-31)。江苏海州顺庄后实行镇、保制，镇设保正，各庄设庄长，“司催科勾摄，稽察缉捕之事”[67](P277)。山东长清县以里甲44保分辖村庄，各村庄设有“约地”，“一切催征钱粮、命盗词讼等事”，均“归约地办理”[68](P328)。设立乡地常任职役人员后，里甲以甲户轮充的“现年”的做法被禁止。例如，乾隆三十二年河南当局发布命令，说“一里之中必有地方，一庄之内必有牌头”，禁止以轮充现年催征钱粮[69](P388)。
    （三）废除旧里甲而另外建立乡地组织
    上文所述“里甲经地域化而演变为乡地”，可以视为是里甲自身的蜕变，其“实”虽亡而其“名”犹存。而在另外一些地方，里甲因紊乱、废弛而实在无法运作，因而被彻底废除，“实”“名”俱亡。与此同时，建立起了新的地域性乡地组织。资料表明，乡地组织的这种起源，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的情况：
    其一，有些地方的顺庄改革，只“顺庄”而不再“编里”，旧里甲因而被新乡地所取代。例如：江苏江阴县清初都图系统为50都、365图。康熙三年，为清丈田亩而设立了地域性的“镇一保”系统，全境分36镇，共444保，“镇各领保”，但“征赋均役，则仍循都图旧制”。至雍正十一年通行顺庄法，以镇保为序编庄，“都图遂废”[70](P300-301)。江苏赣榆县于乾隆二十七年将原有里甲组织14社56里“一切并省”，全县分为30镇，田赋按镇分列，如青口镇田652顷零，龙王庙镇田193顷零，等[71](P97,133)。山东寿光县里甲制度以十隅统率各社，“各立社约、隅头，分理花户粮银”；康、雍间实行“滚单催征”后，“改为顺庄，而隅制社制遂废”；此后全县分128约，各领村庄[72](P174-175)。山东定陶县原有里甲19社，“自雍正年各社地顺村”，改按地域方位划分为48个职役“村”，后增为59村；每村管自然村庄“或十数，或廿余”[73](P221)。
    其二，有些地方，里甲因田赋“自封投柜”制度的实行而消亡，乡地因新的催征系统的建立而产生。例如，直隶井陉县旧分14社，各设里长催征地丁，雍正四年“革去里长，令花户自封投柜”。然而，由于“贫民之银几钱几分不等，自封投柜究有未便，故各村择公正殷实之人，设一乡长，花户不论何社，皆乡长一人催收粮银，到柜分社投纳”；后来“又即14社之地分为72庄”（以后又改为31庄、29庄、36庄），分别统辖一百九十多个自然村庄（此外还存在不属各庄统辖的72个“孤村”，“另立地方甲保”），地域性乡地系统最终建立[74](P4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