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道光二十五年直隶定州编联保甲，以村为单位，“令各里胥”办理[22](P544)。
    (3)山东寿张县乡地组织以里（保）领村庄，晚清办团练，丁册“发给庄长，按户填写”[105](P769)。
    (4)河南新安县乡地组织为60“牌”，各辖若干村庄，而保甲系“各牌所立”[100](P214,464,467)。
    (5)江苏省宝山有乡地组织14厂，晚清筹办民团，“每厂为一总团，即以厂董为团董”；光绪二十三年举办保甲团练，知县“照会各厂绅董督促进行”[106](P59-71,562-566)。
    （七）办理与抗灾、赈济有关的事务
    例如，张集馨任山西平朔府知府，境内发生蝗灾，乃谕令“乡保并地主、租佃人”捕蝗[107](P28)；顺天府宝坻县每逢汛期“河水涨发”，均由“乡保昼夜督率牌甲拨夫巡查”，修筑堤埝，“日夜在埝防守”[98](2-88-001,2-89-18,2-87-016)。同治初宝坻县办理赈济，涉及后黄土坎等51个村庄，吴兆顺等5名乡保参与其事，具结保证赈务工作没有舞弊情事[98](1-46)。
    （八）其他职能
    乡地还须奉官府饬令办理各种临时性事务，难以尽述，举例证之：
    (1)清代官员任职，需要获得由本乡出具、经本籍地方官用印的干结，证明其“身家清白，并无过继、抗粮、违碍情弊”，这种干结需要本村庄乡地人员列名出具[98](1-2-005)。
    (2)乾隆间江苏令各地乡地承担保举报社仓社长的责任，说“社长一年一换，岁岁需人，不得不责之乡保开报”[108](P1436-1437)。
    在城乡地人员还承担一些特殊杂差，包括县署值班、支应衙署夫役、看管枷号人犯等。如嘉庆间宝坻县的一名在城乡保说：自己作为本城乡保，“轮流在署值班伺候，署内应用夫役等项一切差务”，“俱系身一人在署常川伺候”[98](2-121-135)；某年，获鹿县的一名在城地方禀知县说：“发在城看守”的枷号犯人王某“枷限已满”，请示处置办法[99](655-2-485)
    最后探讨一下乡地的治安职能问题。各地乡地人员往往负有本地的治安责任，有学者将乡地与保甲相混淆，这是一个重要原因。然而究其实，这一问题存在三个层面的情况：
    其一，清统治者要求乡役中的治安职能与其他职能相互剥离，前者专责于保甲，后者责成于乡地。乾隆二十二年，清廷要求各地整顿保甲的那道著名上谕明确要求：“保甲之设，所以弥盗安民”，“其一切田土、户婚、催粮拘犯等事，另设地方一名承值”不由保甲长负责[5](P5062)。这一主旨在一些地方得到了贯彻。例如，直隶鸡泽县乾隆三十一年前后令各村编排保甲，仅令“地方”造册领牌，另外每村设保长一名，“亦称练总，专管巡查稽察之事；十家为牌，牌头一名，拨夫巡警”[109]（《武备志》）。山东寿张县光绪二十六年《团练章程》规定：团练“专司捕盗”，“其余钱漕词讼人命一切大小案件，各团长不准稍有干预”，仍令乡地办理[105](P769-770)。
    其二，在一般情况下，治安职责是由乡地人员承担的。例如，四川巴县于乡地组织各甲设立保长、乡约，两者均有维持治安的职责。官府颁发的执照规定，保长对于本甲“外来咽噜匪类、酗酒赌博以及私宰，一切不法之徒”，须“扭禀”官府[26](P201-202)；乡约除朔望宣讲《圣谕》外，须“不时稽查啯匪、娼妓、私宰、私铸、邪教、端公、酗酒、赌博，以及外来面生可疑之人”，禀县拿究[104]（乾隆朝一百零四卷）。又如，直隶定州乡地以44约统440余村，各村设有里正、乡长、地方、催头等役，分办本村催征、治安等事务，包括缉拿凶犯、“防拿贼匪”、报告村中聚赌窝娼、勾通贼匪、传习邪教、惑众敛钱、行凶强霸、调词唆讼以及结伙共殴行窃等事[22](P836-841)；江苏睢宁县光绪间“清查保甲”，“责成圩董、庄长”[110](P626-627)。有的地方乡地人员互有分工，有人专门负责治安事务，如山东东阿县乡地分86“村”，“每村设甲总一人，掌田赋户籍；乡约一人，掌教化词讼；保正一人，掌巡防盗贼”[111](P108)。顺天府宝坻县的乡保也负有清查户口门牌、拨夫巡逻、修整窝铺、设置更夫的职责[98](2-87-016,1-40-001,1-40-005,1-40-003)
    其三，治安事务由乡地人员负责，但当每逢奉令编排保甲，即在乡地基层设立专职保甲人员。例如，顺天府宝坻县光绪二十五年“办理保甲”，由乡地组织46保进行，每十家设一“小牌头”，每百家设一“总牌头”，经管支更拿贼之事，而各甲的“该管乡约”仍然负责[98](1-37-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