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案件干证。由于“地保系其土著，耳目难瞒”。(87) 因此，地方官在调查和审理案件中，地保呈词成为侦办和处理案件的关键。所谓“闾阎巨细争斗事件，无不投知地保。地保既经查验，则两造之曲折周知，虚实轻重自有公论……是地保之报词乃案中之纲领也。”(88)“命案取尸亲或地保报呈。”(89) 甚至一些地方幕僚处理命案，直接“先传地保严讯确情，再行按名查拘凶徒”。(90) 在刑事案件判决中，地保作为不可或缺的干证方，其叙供至关重要。“凡看案须先分层次，命案先叙地保原禀。”(91)“叙次先地保而后邻证，及轻罪人犯，末则最重人犯，即常格也……此即案中前后层次之法也。”(92)
    第五，查盗起赃。缉捕盗贼是州县官的重要职责，在清代，重大窃盗案要求地方官限期审结，举凡州县长官对于弭盗和捕盗均不遗余力。(93) 因此，熟悉地方原委的地保往往被赋予查盗、捕盗任务。一遇窃盗发生，即“发内票着地保查起”。(94) 地保还负有起赃职责，所谓“地保起赃到案，将物件点明封寄内署，立传事主到案逐一供明”。(95) 另外，审理盗案，亦须“取地保甘结，加印钤报”。(96)
    第六，“另户”监管。所谓“另户”主要指游惰、惯盗、匪犯等素行不法之人户。由于“各居民不屑为伍，即行摘出，别立一册”，这种册籍被称作“另户册”、“弃民簿”等，其有别于保甲所编制的良民“烟户册”。(97) 在清代，“另户”多由各地地保收管，“凡差使往来罚充供役，该地但有失事即于此辈根求”。地保并定期“降该户等有无改悔情事，赍册送县，以凭稽察示惩。”“如实系改悔”，经保结方准入甲为良。(98)从相关资料看，清代地保监管“另户”在不少地方均被付诸实践。如乾隆《永清县志》将地保视为“稽其宵小为非法者”，所谓“宵小”当为被监管的“另户”人员。(99) 《刑幕要略》云：“凡窃贼详立册籍，发交地保人等领回，照例使其充警缉盗”，“能悔过自新并缉获盗贼，例准起除刺字，可复为良民。”(100) 乾隆间，浙江省曾推行“以贼捕贼”之法，凡盗贼“另交该地地保管束，毋致走脱”，并令其“挂铃带枷，充警巡缉”。(101)“如有改正自新者，许本犯自向地保说明，取地保甘结禀明开除。”(102) 甚至官府为了防止窃贼重操旧业，对于开释窃贼“苦无生计，即当堂酌给每名钱一二千文交与地保，作为肩挑买卖资本。仍按卯带县查点，察看两年。心果坚定，准其亲属、地保切实保结，令其安业”。(103)
    综上所述，清代地保之役十分繁杂。总体而言，雍正、乾隆间，随着里甲的崩溃，地保在清初弭盗安民职能基础上，又被赋予催征钱粮、支应官差等民事事务，其在更大程度上体现为是一种“以乡人治其乡事”的民间职役。乾隆以降，地保逐步向全面承值乡里差役演变，并随着清代对地方控制的加强，地保既治其乡，又役于官。其性质亦日趋从乡里职役向官府吏役转化，成为官府的“驻乡代理人”。(104)
    四、地保的地位
    清代地保的社会地位低下。如嘉道间，历任地方长官的王凤生曾强调：地方自治性的乡长等“不得视同地保，令其点卯接官及催粮派夫”。(105) 晚清冯桂芬亦视地保为贱役，流品在平民之下。(106)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清代中期以后，随着地保在职能上日趋侧重于协助官府，履行对地方刑事和治安的管理，因此，清代一些幕僚往往将地保、衙役等合称为“在官人等”，(107) 视其“与在县之皂隶、民壮等役无二”。(108) 显然，将地保与官府胥吏同列。而明清时期，大凡为胥吏者，其社会地位难以受到民众肯认。如在明清徽州，人们对基层胥吏的社会评价亦很低。《茗州吴氏家典》中即规定“子孙毋习吏胥”。(109) 不但一些宗族蔑视吏胥之职，在整个徽州，地方社会习惯将胥吏与“狡狯”并称，甚至否定其社会地位。所谓“行作吏者，终不得列于流辈”。(110) 与胥吏情形颇为相似的是，在徽州，民间亦视地保为贱差。如《南屏叶氏家谱》有：“族内不收义子；婚嫁不结细民；子弟不为优隶；不充当地保，违者斥逐”。(111) 可见，南屏叶氏将充当地保，与收继异姓、联姻小户、卖身为仆等为传统族规家法所不齿的低贱行为相提并论。显然，民间视地保同于胥吏，自好者多不屑为之。
    其次，清代地保的社会地位低下，当与充任者的身份有关。如上所述，清代地保主要是按自然村庄为单位而设置的，那么，在基层乡村，地保一役是如何选任的呢？起初，由于地保职能侧重于催征赋役和官差支应，为确保催征和应官的顺利实现，不少州县仍采取过去佥选里长的方式，或要求地方殷实之户承充此役，或经由地方佥选，轮流充任。如乾隆间，“浙西杭嘉湖三府属州县，将地保一役不许乡中无业之人充当。每岁底择图中田多殷实之良民，号曰‘殷户’，押令充保。”(112) 另据《庐乡公牍》载：该地如“平蘭社”、“西馆社”、“店上社”等村社的地保，采取按族姓（如“平蘭社”按潘、于二姓）或房派（如“西馆社”系赵姓村，地保“向归老三支充差”）轮流充任。每年系经地方公议并上报，嗣经县刑房书吏禀复认可后方能赴任。(113) 然而，随着摊丁入亩的赋役改革，“丁役甚轻，且可因当差而得到官府不少便宜。故愿充役者甚众。”“自书吏以下，诸役既庇官事，亦养身家。在民每愿为承差。”(114) 因此，随着地保在职能上由职役向官差的转变，一些地方任者“恋差不舍”，(115) 地保之差日益成为“乡中无业之民愿充此役者”的专利。(116) 他们熟悉地方原委，仰承官府鼻息，仆仆奔走于民间。加上官府依赖地保对地方游惰、惯盗、匪犯等素行不法之“另户”的监管，使其长期与“另户”为伍，这一切，难免不被“良民”视之为不齿的“另类”，从而，对地保的充任出现了“贤者不为，为者不贤”的局面。
    再次，清代地保地位低下，亦与其劣行有关。地保之充任者，多以欺瞒贪索而混迹民间。地保作为清代地方的一种差役，官府不负担工食。其收入来源大致有：（1）官府酬劳。如乾隆十四年（1749），浙江省“酌定缉捕事宜”规定：“地保人等首报（罪犯）得实，同（捕役）一体给赏”。(117) 嘉善县亦规定：“地保等分段巡查居民，挨户支更……视其所管区内有无失窃之案，分别功过。如功至三次者，赏给银牌。过至三次者，提案重比。浮于三次之外者革役另募，准其功过相抵”。(118)（2）欺瞒贪索，私敛钱财。《庐乡公牍》中有不少案例与地保贪索有关。如“地保赵仁山名为慎重差务，其实觊觎地产”而致业主讦告官府。(119) 地保勾结胥吏讹索“宫焕文银十两有奇”。(120) 又如，休宁县“陈九春等开场聚赌，既经该县亲拿，地保竟敢得贿纵逃”。(121) 《牧令书》载：在地方官府“平粜官米”中，地保为骗取官米，卖钱渔利，其所报户口“率多捏冒”。(122) 地方赌博，地保“明知不问，抑且与为朋伙”，并在地方演戏中，“地保、棍徒动辄敛钱”(123)《得一录》中亦载：嘉庆十九年，苏州“放生官河，永禁采捕”，而该处“地保人等，得其规利，代为包庇”。(124) 凡此种种，有关清代地保假公济私的相关记载十分常见，其地位自然难以得到地方民众的肯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