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语
    综上考述，关于清代地保，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
    第一，地保的起源，与清代里甲的衰退，保甲的代兴紧密相关。有清一代，尽管国家不断自上而下推行保甲制度，但实际上，许多地方这一制度并未得到切实贯彻。正如晚清冯桂芬所云：清代除了皇帝和地方官员发布的一大堆强调保甲制的命令外，保甲很少实行过，在实行了保甲制的那少得可怜的场合，也没有产生什么实效。(125) 瞿同祖亦认为：清代除了王凤生、叶佩荪、刘蘅等少数官员因力行保甲而闻名外，清朝历代帝王不断要求整顿保甲组织，则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各地推行保甲不力的现实。(126) 因此，里甲崩溃后，不少地方的保甲因推行不力而徒有其名，正所谓：官方以保甲行乡治，而民间以乡治代保甲，此种情形相当普遍。从而在基层社会出现名目繁多的乡地职役，其中，尤以地保（地方）设置最为常见。从这个意义上说，地保的普遍设置乃是清代保甲制度流变的产物，不过是保甲制度推行不力之次生形态而已。
    第二，地保的设置既有普遍性，又有区域性特征。在北方（如华北），普遍存在乡地组织。(127) 其管理人员名目繁多，地保仅是乡地管理人员之一。地保在北方更多地被称作“地方”，所谓的“乡保”、“乡地”，均包括地保或地方。在南方一些地方（如上海、江浙、徽州、江西、广东等地），乡（都）-图-村构成基层的区划形式，按图设置地保颇为常见，因此，地保多被称为“图保”、“图正”。另外，对于宗法制度强固的地区，地方宗族往往以组织化的形式应对官府，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保的职能。如在“最重宗法”的明清徽州，宗族势力的影响根深蒂固，地保乃至胥吏的社会地位和发挥的功能远不及宗族组织。史载：“书吏操纵之弊，是处皆然，徽俗则否。充是役者，大都巨姓旧家，藉蔽风雨，计其上下之期，裹粮而往，惴惴焉以误公为惧。大憝巨猾，绝未之闻，间有作慝者，乡党共耳目之，奸诡不行焉，则非其人尽善良也，良由聚族而居，公论有所不容耳。里仁为美，不信然哉。”(128) 关于地保设置的区域差异，笔者将撰文另作讨论。
    第三，地保的普遍设置，加强了清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清代叶佩荪在《饬行保甲》中曾云：“夫州县所领一邑人户不下百十万计，若欲以一人之耳目，周知四境之奸良，虽有长材，势难尽悉。”(129) 可见，清代推行保甲的目的是为了深化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很多地方在保甲推行不力的情势下，按自然乡村聚落为基础而设置地保等役是各地普遍的做法。地保的设置，一方面，可以避免传统里甲或保甲那种理想化的行政编制所带来的弊端；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清代政府面对人口快速增长和频繁流动的现实，而有效转变对基层社会的统治方式，反映了清政府对基层社会控制的加强。
    第四，清代地保的产生是以里甲向保甲嬗递为背景的，其职能既有继承性的一面，又有适应新的社会变迁的一面。清初地保继承了明代以来保甲组织的“弭盗”职能。雍乾以后，随着赋役制度的变革和里甲组织的彻底崩溃，地保又被赋予催征钱粮、支应官差等民事事务。这一时期，地保作为一种正式职役名称出现于“谕旨”等官府文件，且不少方志关于这一时期地保的记载，更多地被放在“赋役”条目中，即是证明。总体来看，清代地保的职能大体经历了从弭盗安民到全面承值乡里差役的演变，而从乡里职役向官府吏役转化。
    ［收稿日期］2009－01－08
    注释：
    ① 参见萧公权（Kung- chuan Hsiao）：《乡土中国：十九世纪的帝国统治》，西雅图，1960年；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10页。
    ② 佐伯富：《清代の乡约·地保につぃて--清代地方行政の一出》，《东方学》第28辑，1964年。
    ③ 斯威特：《从福建教案中来看地保在地方行政中的作用》，《清史问题》1976第6期；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第234～241页；王福明：《乡与村的社会结构》，载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3～41页。
    ④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第45页。
    ⑤ 戴炎辉：《清代台湾之乡治》，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
    ⑥ 魏光奇：《清代直隶的里社与乡地》，《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
    ⑦ 李怀印：《晚清及民国时期华北村庄中的乡地制--以河北获鹿县为例》，《历史研究》2001第6期。
    ⑧ 孙海泉：《清代赋役制度变革后的地方基层组织》，《河北学刊》2004年第6期。
    ⑨ 山本进：《清代财政史研究》第七章，汲古书院2002年3月发行。
    ⑩ 陈朝君：《蒞蒙平政录·为特设牌坊以靖疆界等事·为严格保甲册费以恤穷民事》，康熙二十八年刊本，《官箴书集成》第2册，第701、780页，黄山书社1997年版（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