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实验主义与进化论的历史观胡适说实验主义是他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是他的“哲学基础”，同时他对实验主义分析说：“杜威接受了近世进化论的影响最大，所以他的学说完全带着生物进化学说的意义”。⑧他的历史观，就是生物进化论历史观。
    胡适说：“进化观念在哲学上应用的结果，便发生了一种‘历史的态度（The Gentic methoe）’。怎么叫做‘历史的态度’呢？这就是要研究事物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化到现在的样子。这就是‘历史的态度’”。⑨又说：“实验主义从达尔文主义出发，故只能承认一点一滴的不断的改进是真实可靠的进化。”⑩他认为共产主义者是武断的，忘记了“一正一反相毁相成的阶段应该永远不断呈现”的“辩证法”，而是“虚悬一个共产共有的理想境界，以为可以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一蹴就到，既到之后又可以用一阶级专政方法把持不变。”（11）这不仅说明他根本不了解共产主义为何物，而且明确表达了他的进化论的历史观。因此，他反对任何形式的革命。而在当时，这就是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他说：“我们很诚恳地宣言：中国今日要的决不是那用暴力专制而制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那凭空捏造革命对象因而用来鼓吹革命的革命。在这一点上，我们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张这种革命”。他认为中国的出路是在“好人政府”的管理下，“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和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改革之功。不断改革之日，即是我们的目的达到之时”。（12）由此，就发生了他的不谈主义、多研究问题的主张：“我们因为不相信根本改造的话，只信那一点一滴的改造，所以我们不谈主义，只谈问题”。“我们应该把平常对政治的大奢望暂时收起，只存一个‘得尺进尺，得寸进寸’的希望。”（13）这种历史观的哲学本质是只承认量变，不承认质变，只承认渐变，不承认飞跃。
    胡适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多元的。他说：“唯物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问题”。按照他的多元论公式，“经济、宗教、思想、政治、道德、文化、教育”等等是并列的，不分主次地给历史发展以影响。他不能正确地认识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因而不能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看不到各事物之间的内部联系。反映在学术研究上，便是没有缓急主次之分。“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14）陈独秀曾希望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的辩论之后其历史观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向唯物史观发展。但胡适却说：“可惜我不能进这一步了。”（15）不仅如此，胡适甚至把一些偶然事件夸大为影响整个历史进程的根本原因。某人“吐一口痰在地上，也许可以毁灭一村一族”。“起一个念头也许可以引起几十年的血战”。“也许‘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16）这就把各种历史现象看成了毫无关系的凌乱的杂陈，不仅无规律可言，而且历史发展的因果根本是不可捉摸的。比如，他说中国祸乱的根本原因不是封建军阀的压迫剥削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什么“五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17）这就完全颠倒了历史事实的因果。因此他提出要解决中国的祸乱就要打倒这五大仇敌。而“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中产阶级不在内，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小富人，哪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在二千年前就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18）就连胡适自己曾有“发难”之功的文学革命运动，也被归结为偶然，说它是在一次游湖时因为作诗，讨论文学问题而偶然引起的。他的哲学武器，使他连最起码的历史现象也不能解释。
    早在辛亥革命前，一位革命党人就指出：“要救中国，先要联合中国的人心。要联合中国的人心，先要统一中国的语言。”（19）这种论断分明意识到了文学语言的变革是社会变革的需要。一九二三年，陈独秀在与胡适辩论科学与人生观时进一步指出：“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适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这些道理都是极浅显的，胡适却不能认识，直到一九五二年，仍然坚持他的文学革命的“偶然”说，并再次申明：“历史上的许多大事的来源，也多是偶然的，并不是有意的，很少可以用一元论解释。”
    尽管如此，由于胡适受过近代科学的训练，却承认“天行有常”，“物变是自有法则的”，而且人能够“考究宇宙间的自然法则”，“增加他制裁自然界的能力。”（21）谈到历史研究，他认为“做历史的人”千万不可存一毫的主观成见。一定的“思想”学派，是由于一定的“境地时势”所造成的。（22）“时事生思潮，思潮生时势，时势又生新思潮。”（23）同时，由于历史事实的教育（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经济背景），因而他“极欢迎经济史观（指唯物史观）来做一种重要的史学工具”，（24）承认“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开出无数门径，替政治学说开出许多生路。”（25）这与完全排斥唯物主义史观的旧史家是略有区别的。
    三反孔、再造文明与建立民族自信心基于历史进化论和实验主义，基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理想，胡适是一位反孔的战士。
    胡适不相信宗教，早在蒙学时期就反对鬼神崇拜。当他受过科学教育后，更认识到宇宙是“客观的存在”。（26）同时，他还排斥对任何人的迷信。这突出地反映在他对孔子学说的批判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