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让“经学的丫头”获得解放整理国故在学术上的贡献，是它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评价。
    在美国留学时，胡适便批评汉儒解经之谬，立志推倒他的神圣权威，还儒家诸经以应有的地位。他说：“汉儒之解经之谬，未有如诗笺之甚者矣。……余读诗推翻毛传，唾弃郑笺，土苴孔疏，一以己意为造‘今笺新注’。自信此笺果成，当令三百篇大放光明。”（40）果然，胡适将《诗经》从儒家的神的殿堂里请出来，使之成为人的文学。这是与辛亥革命前后的民主精神合拍的，其意义在于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制度的理论基础。后来，他又说：“我是研究历史的人，在我眼里，一切学术思想都是史料而已。”（41）从而将儒家经典从尊严的宝座上赶下来，使之处于与各种学术思想平等的地位。
    整理国故，是批判地继承了清代学者的学术传统的。胡适一方面称颂二三百年来的学术成就，但又感叹它的严重缺点。胡适说它们：（一）“研究的范围太狭窄了”，“一切古学都只是经学的丫头，内中固然也有婢作夫人的；如古韵学之自成一种专门学问，如子书的研究之渐渐脱离经学的羁绊而独立。但学者的聪明才力被几部经书笼罩了三百年，那是不可讳的事实。还有许多更狭小的门户界限。……（二）太注重功力而忽视了理解……这三百年中，几乎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无史家；只有校注者而无著作……（三）“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因此，他要求“国故学，要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
    关于扩大研究的范围，胡适说：“国故学包括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过去种种，上至学术思想之大，下至一个字，一支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研究的范围。”
    关于系统的整理，其内容包括：
    （甲）索引式的整理……（乙）结账式的整理。……（1）结束以前的成绩。（2）预备将来努力的新方向。前者是预备普及的，后者是预备增高的。（丙）专史式的整理……（他为中国文化史开列的项目就有（一）民族史（二）语言文字史（三）经济史（四）政治史（五）国际交通史（六）思想学术史（七）宗教史（八）文艺史（九）风俗史（十）制度史）这种高瞻远瞩，在当时丰富了国学研究的内容，大大开阔了学术界的眼界，其影响是深远的。
    比较研究，我们在下文再谈。
    钱玄同在谈到清代学术成就时说：“‘清代经师治诸经治小学之方法’‘确有可取的’。‘清儒著述’确也有值得‘潜心’的。但他们正因为缺乏‘勇于疑古’的胆量，所以‘创获’未免太少了。”（45）他又说：“宋儒推倒汉儒，自己取而代之，却仍是‘以暴易暴’，‘犹吾大夫崔子’。崔述推倒传记杂记，却又信尚书、左传之事实为实录。康有为推倒《古文经》，却又尊信《今文经》--甚而至于尊信纬书。这都未免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了！（或竟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46）钱玄同尖锐指出，旧学者根本缺点在于不能突破经书的禁锢，在于对古人的迷信而缺乏疑古精神。而胡适的整理国故正可克服上述缺点，开创一个全新的局面。因此钱玄同又说：“这继起而干他们之蛊的，我以为足下（按，指胡适）颇具此资格。若足下做上几年‘仿泰西新法，独出心裁的新国故党’，我敢预言，必大有造于国故界也。”（47）胡适没有辜负钱玄同的希望。他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以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给了国学界以巨大的影响。
    五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胡适说：“史学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的，重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一方面是艺术的，重在史实的叙述与解释。”（48）又说：“历史家须要有两种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远的想象。没有精密的功力，不能做搜求和评判史料的工夫，没有高远的想象力，不能构造历史的系统。”
    前一项，胡适又称之为史料审定。
    胡适认为：“审定史料乃是史学家第一步根本工夫。西洋近百年来史学大进步，大半都由于审定史料的方法更严密了。”如果不注意史料的审定，那么就会“（一）失了各家学说的真相；（二）乱了学说先后的次序；（三）乱了学派相承的系统。”（50）他还认为，“凡审定史料的真伪，须要有证据，方才能使人心服。其证据大概可分五种：（一）史事。（二）文字。（三）文体。（四）思想是否与作者的身分时代相符。（五）再以旁证加以证实。（51）其审定的具体方法则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据胡适自己的介绍，这种“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有两个源头。一是中国故有的，一是外来的。中国固有的就是胡适所说的清代汉学家的方法；（52）外来的就是实验主义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