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主义认为实在是客观的，是不受人们的主观意识制约的。胡适说的实在显然不是唯物主义所使用的哲学概念。他的“实在”是指人对客观存在的认识。而人的思想却是受到时代等等的限制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可能对同一客观存在产生不同的认识。这种认识无论怎样接近于正确，但总会与客观存在一定的距离。这就是胡适所说的“实在”的本意。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胡适说“实在”可以“任人打扮”、“任人雕琢”了。我们这样说，还可以从他对实验主义的阐释中找到根据。他说：
    这种新哲学完全是近代科学发达的结果……科学家渐渐的觉得这种天经地义的迷信态度狠可以阻碍科学的进步……渐渐的觉悟知道现在所有的科学例律不过是一些最适用的假设，不过是现在公认为解释自然现象最方便的假设……（一）科学律例是人造的。（二）是假定的--全靠它们解释事实能不能满意，方才可定他是不是适用的。（三）并不是永永不变的天理。……实验主义绝不承认我们所谓“真理”就是永永不变的天理；他只承认一切“真理”都是应用的假设。假设的真不真，全靠他能不能发生他所应该发生的效果。这就是实验室的态度。
    在自然科学发展史上，一切现行的理论，都是这一时期的真理。随着科学的进步，它们或被证实，或被推翻，这是符合实际的。比如从古典力学到相对论的发展就是如此。这里，胡适所说的“现有的科学律例”与前面所讲的“实在”，是处于对等地位的。他所说的“实在”，也不过是在社会科学中某一时期的“假说”而已。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认识的进步，这个“假说”（“实在”）或被证实，或被推倒，从而更接近客观真理本身。
    所以，说胡适本意在于历史可以任意歪曲，随心解释，是没有根据的，是一种误解。
    虽然胡适的理论并不象以往人们所说的那样荒谬，但它显然带着明显的缺点。它使主观与客观对立起来了，认为人们对客观世界只能做歪曲的反映，永远无法完全认识客观世界的真面貌。这就导致了一种不可尽知论，使人们永远处于一种不断怀疑和不断验证之中。
    胡适的上述理论是直接与他所说的历史的态度相联系的。它的影响很大，并且由此而产生出一种研究方法。
    胡适批评宋明儒者，说他们的毛病“在于缺乏历史的态度”。“他们的思想富于自由创造的成分，确有古人所不曾道过的；但他们不认为这是他们自己的创见，却偏要说这是古经的真义。这并不是他们有心作伪欺人，只是缺乏历史的眼光，不知不觉地把自己的创见误认作千余年前孔子孟子的真谛。”（74）在胡适看来，古经的真义已被宋明儒者随意“涂抹”和“装扮”了。孔子孟子的真谛已被他们任意雕琢了。这种对古代历史事实和传说的涂抹和雕琢，随着历史的进展是代有发生的。因此，胡适主张“用历史演变的眼光去追求传说的演变。”“其实对于纸上的古史（按：即“实在”）追求其演变的步骤，便是整理他了”。（75）这就是胡适所说的历史的态度，历史的方法。
    顾颉刚受到胡适这一理论的启示，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使古史研究出现了一次大飞跃。胡适介绍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古史”说，指出它有三个意思：
    （1）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2）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越放大。
    （3）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也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
    这三层意思都是治古史的工具。顾先生的这个见解，我想叫他做“剥皮主义”。
    胡适认为，顾颉刚的这个见解起于崔述。（77）他说：“崔述曾说：‘世益古则取舍益慎，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崔述剥古史的皮，仅剥到‘经’为止，还不算彻底。顾先生还要进一步，不但剥得更深，并且还要研究那一层一层的皮是怎样地堆砌起来的。……这种见解重在每一种传说的‘经历’与演进。这是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78）但是，顾颉刚方法的形成，受到的最直接的启示却是来自胡适。他说：“适之先生发表的论文很多，在这些论文中他时常给我们以研究历史的方法，我都能深挚地了解而且承受”。（79）顾颉刚还具体指出胡适的《井田辨》与《水浒考证》对他的影响。当然，顾颉刚也受到了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以及崔述著作的影响。而向顾颉刚首先介绍崔述的，也是胡适。这种历史演化的见解便引申出了历史演化的方法。胡适说这个方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排列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
    （2）研究这种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
    （3）研究这件史事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 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
    （4）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