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举出以近代科学为比较参考材料的例子说：“墨子的《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六篇，从鲁胜以后几乎无人研究。到了近几十年中，有些人懂得了几何学算学了，方才知道那几篇里有几何学、算学的道理。后来又有些人懂得了光学力学了，方才知道那几篇里又有光学力学的道理。后来有人懂得了印度的名学心理学了，方才知道这几篇里又有名学知识论的道理”。（65）胡适作中国哲学史，把各家的哲学融会贯通，使之成为有条理的学说，正是他追求的目标。他把“经师”与思想家相对照；把“校史者”与“史家相对照”；把“校注”与“著作”相对照，提倡一种在功力之外注重理解的治学方法，也就是为考据学注入思想，注入史观。
    胡适所说的“高远的想象力”、“艺术的重在史实的叙述与解释”，就是这种贯通能力。尽管由于他的世界观的局限，他的这种贯通可能是有缺陷的，但它给考据学注入了活力，使“校史者”上升为史家，使“经师”前进为“思想家”，使支离破碎的史料构成历史的系统。所以，简单地把胡适所提倡的“高远的想象力”说成是“以唯心主义虚构历史系统”（66）是不妥当的，因为它忽略了胡适所讲的想象力的具体内容。
    胡适所说的贯通，是在有比较参考的材料的条件下进行的。这也只是在近代科学风行于中国之日，在“民主与科学”之风吹拂中国之日才有可能。胡适所说的比较参考的材料，主要是说“以别的体系”即外国的学说体系作解释中国历史的工具。他说：
    我们现在治国学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要有比较研究的虚心。第一，在方法上，西洋学者研究的方法早已影响了日本的学术界了。……我们此时应该虚心采用他们的科学方法，补救我们没有条理系统的习惯。第二，材料上，欧美日本学术界有无数成绩可供我们的参考比较，可以给我们无数的新法门，可以给我们添无数的借鉴的镜子。
    胡适是较早地明确地提倡比较研究的。早在一九一五年章士钊就称赞胡适论学“比傅中西，”（68）并非不实之誉。比较研究无疑是一种有效的方法。但是，胡适把比较研究几乎当成实现贯通的唯一方法，显然是把这种方法抬得太高而不无偏狭之嫌。
    胡适又提倡所谓“历史的观念”，或“历史的态度。”它们包括两个含意：一，事物是发展的，变化的，都是前因后果，要通过研究弄清发展变化的情形，说明它的前因后果。二、学术思想随时势变化而变化，各时代从本时代需要出发，对于古代历史不断做出新的解释，甚至歪曲，伪造历史。因而，时间越往后推移，历史就越复杂了，要通过研究弄清历史被逐步歪曲、改写的情况，剔除伪谬，还它的本来面目。
    这第一点胡适也称之为“明变”、“求因”。他批评旧的通史说：
    做通史的人，每于一个时代，记载一个帝王的即位和死亡，几个权臣的兴起和倾倒，几场战争的发生和结束，便居然写出一部“史”来了。但这种历史，在我们今日的眼光里，全是枉费精神，枉费笔墨，因为他们选择的事实并不能代表时代的变迁，并不能写出文化的进退，并不能描出人民生活的状况。
    那么，通史应该怎样作呢？他以《新五代史》的写作为例，进一步说：
    我们今日若作一部《新五代史》，我们就应该知道，与其记诵五代十国的帝王世系，不如研究钱鏐在浙江兴水利或王审知入闽后种族上和文化上的影响；与其痛骂冯道的无耻，不如研究当日政府雕板监本九经的历史；与其记载桑维翰的大话，不如研究李煜冯延巳一班人的小词；与其比较新五代史与旧五代史的文字优劣和义法宽严，不如向当时人的著作里去寻那些关于民生文化的新史料。范仲淹的文集无意之中，记载着五代时江南的米价，那是真重要的史料。敦煌石室里，前不多年忽然发现韦庄详记北方饥荒的一首白话长诗。那也是真重要的史料，比起这种真正史料来，什么痛快的论赞都变成一个钱不值了。
    胡适在追寻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并企图描述出历史真面貌来。他的这些话，在当时无异于石破天惊之语。然而，他虽然不排斥经济史观（唯物史观），却不能看到经济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因而这种“时代的变迁”、“文化的进退”，“人民生活的状况”，也便很难从根本上解释清楚。
    另外，胡适还主张对历史现象以“完全中立的眼光”，进行“客观的评判”。他说：“中国人心里的‘史’总脱不了春秋笔法”，“‘寓褒贬，别善恶’流毒”；“我最恨中国史家所说的什么‘作史笔法’”。（71）这可以理解为力求不带个人好恶，不偏不倚，还历史的本来面貌吧。
    七“女孩子”、“大理石”与“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关于“历史的态度”的第二点，我们不能不涉及胡适的一段十分著名但却往往被误解的话：
    实在是我们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狠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在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象。”宇宙是经过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工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