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早在美国留学时，就对国内袁世凯的尊孔活动持批判态度。袁氏的《大总统令》称“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树万世之师表，亘百代而常新。”胡适笑之为“非驴非马。”（27）指出“此令有大误之处七事”；“满口大言毫无历史观念”；“一片空言，全无意义”。
    此后，胡适一直坚持了对孔教作战的不妥协的态度。一方面是批判吃人的礼教法制，同时努力提倡新思想、新道德。他说：“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搥碎、烧去！”（29）其态度十分坚决、并且不怕为此受到报复，付出牺牲。一九二○年，他在《致吴虞书》中说：“先生廿年来日与恶社会宣战，恶社会现在借刀报复，自是意中之事。但此乃我们不可免的牺牲。--我们若怕社会的报复，决不来干这种与社会宣战的事了。”（30）他批判父权观念，主张无后主义，鼓吹妇女解放，向封建纲常伦理提出尖锐的挑战。
    虽然在理论上胡适反对社会的突变，但由于他的资产阶级政治立场，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向往，他却能容忍资产阶级革命，而且在革命后又能挺身而出，保卫维新与革命所取得的进步，反对开倒车。一九三四年，胡适在《论纪念孔子》一文中说：“这可怜无数维新志士，革命仁人，他们出了大力，冒了大险，替国家民族在二三十年中做了这样超越前圣，凌驾百王的大进步，到头来被几句死书迷了眼睛。见了黑旋风不认得是李逵，反倒唉声叹气。发思古之幽情，痛惜今之不如古。梦想从那‘荆棘丛生，檐角倾斜的大成殿里抬出孔圣人来‘卫我宗邦，保我族类’！这岂不是天下古今最可怪笑的愚莽吗？……这二十年的一点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结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开倒车是不会有成功的。”
    由此，便引出了胡适对旧文化，旧学术的批判态度。他说，批判的态度含有几种不同的要求：
    （1）对于习惯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2）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
    （3）对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吗？”
    对学术思想的评判态度他认为应包括：“第一，反对盲从；第二，反对调和；第三，主张整理国故。”（33）胡适说整理国故是一个“积极”的主张。他的主张可以概括为用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对旧学术思想进行重新估价，用资产阶级的“科学方法”理出旧学术思想的条理系统，从而建立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体系。按胡适的说法，就是以“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为手段，达到“再造文明”的目的。（34）整理国故就是“再造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中国文化史上，这是革命的，空前的。
    还是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有一次听外国人讲中国的经学，说中国留学生之大患“在无人研究旧学。”胡适受到很大刺激，“如芒在背”。（35）从此胡适立志批判继承中国文化遗产。回国后，整理国故成了胡适一项重要工作，在中国哲学史和文学史上用力最多。胡适说自己有“历史癖”，“无论研究什么东西，总喜欢研究他的历史”。一般人对胡适有一个误解，即认为他主张全盘西化，因而轻视民族文化。其实，从他一生主要是整理国故来看，他对中国文化充满了感情，并企图用“科学”方法加以整理，使之在国际上能与其他文化并驾齐驱。
    根据国故的情况，胡适把整理国故的工作分作四个步骤。这四步就成了他整理国故的主要内容。简言之，就是要使旧学术思想整理出条理系统，辨明历史发展，剔除谬误并给以重新评价。（36）胡适认为，要继承就应该弄清哪些应该继承，哪些应该抛弃，就是“须要用批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弄清“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37）他说：
    至于我们所独有的宝贝，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洁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梃杖，板子夹棍的法庭，……虽然“丰富”虽然“在这世界上无不足以单独成一系统，”究竟都是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即如寿先生指出的“那更光辉万丈”的宋明理学，说起来也真可怜，讲了七八百年的理学，没有一个理学圣贤起来指出裹小脚是不人道的野蛮行为，只见大家崇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吃人理教。请问那万丈光辉究竟照到哪里去！
    胡适主张，在“认清了罪孽所在”之后，便要“用全副精力去消灾灭罪”，通过“反省”，建立“可靠的民族自信心。”（39）这是胡适提倡整理国故的又一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