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也有少许的条目，《志稿》的排列要劣於《千目》。如《春秋》类的张以宁、汪克宽、赵访、梁寅、杨维桢等人排列不仅和全书不合，而且也与殿本《明史·艺文志》不符。史部故事类由於做了甚大调整，虽然整体上《志稿》更爲合理，但一些内容相似的条目却割裂开来，反而不如《千目》整饬。而《志稿》集部别集类的分类相较《千目》而言十分简单，仅以朝代先後进行粗略的排列，且每一朝所收人物，多有不符。《千目》的别集类则达到了十分完善的程度，以科举中试前後爲序排列，无科分者则酌附於各朝之末，颇便检索，且於作者、书名下附録字号、籍贯、官籍、谧号，爲考订明人生平之重要根据，这种做法最爲四库馆臣所赞许，“视唐宋二志之糅乱特爲清晰，体例可云最善”(136)。但据李言研究，《千目》此种排列是借鉴了(雍正)《浙江通志》的做法。而《志稿》成书於康熙朝，当然是无缘分享如此精善的分类。
    整体上讲，《志稿》是在《千目》的基础上，对一些人物生平、生活时代作了进一步的考证，对一些类目条目排序作了更加合理的调整。这可以作爲《志稿》晚於《千目》的又一个证据。
    (四)
    最後，让我们再次梳理一下清人对《千目》与《志稿》的评价。我们於此仅取他们的序跋中因校勘等而得出对於二书的实际评价，而暂不讨论他们进一步推测出的结论。
    卢文弨《题〈明史·艺文志稿〉》言：“此《志稿》传是温陵黄虞稷俞邰氏所纂辑……外间传有《千顷堂书目》。与此《志》大致相同，而亦间有移易。……郡县志几於无所不载，别集各就其科第之年以爲先後……宗藩与宗室离而爲二……而小注又爲抄胥任意删减……余先抄得《书目》，後从朱君文游借得此本，力不能重写，但取以校《书目》，改正不少。”(137)
    卢氏又与其弟书云：“(《千目》)虽增添甚多，而杂乱无序。……我已先抄得《书目》，今鸡於改易，只得将黄《志》细细校补，所增添小注甚多，并《书目》之所漏者，亦间有之，俱补全矣。”(138)
    吴骞《重校〈千顷堂书目〉跋》：“然堇浦本尚多漏略……复借钱塘卢抱经先生金陵新校本勘补，书既加详，且多序目。”(139)
    卢文弨用《志稿》对《千目》作了仔细校勘，吴骞认真地过録了卢氏校语。从他们校语及跋语上，可知他们都承认《志稿》在体裁、结构条理上明显要优於《千目》，且在内容上也多有胜於《千目》之处。他们得出的结论与我们的考察结果相似。由此，我们可以说综合以上的论证，可知《千目》是要早於《志稿》的。王重民先生推测不无道理：“《明志稿》所以‘体例较好’，是黄氏後来通通校正一过方才写爲定稿，预备进呈，所以能比他用私人名义发表出来的《千顷堂书目》好一点。”(140)
    五、结语
    由上，我们可知今本《千目》的绝大部分内容和《志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唯有地理和别集两类相差甚爲悬殊。据李言统计，地理类万本《明史·艺文志》有684条，《千目》有2411条，溢出1800余条。别集类万本《明史·艺文志》有2500余条，《千目》有8000余条，相差5500条之多。这些多出的条目来源，李言通过比对，证明《千目》抄録了(雍正)《浙江通志·经籍考》中地理、别集类大量内容，《千目》别集类还抄録了《明诗综》的内容。那麽，我们大致可以对今本《千目》有了一个整体的了解。今本《千目》并非黄虞稷的原本，而是有後人增添的部分，特别是地理和别集两类。但不可否认，通过对相同条目所属不同类目以及相同类目中条目不同位置的研究，我们发现《志稿》成书要晚於《千目》，即《志稿》的确以今本《千目》内容爲底本，而有所调整和增删的(141)。
    当我们把现在的《千目》分开来看，即一部分是黄虞稷用来撰述《志稿》的底本，一部分是後人递相增补的内容时，许多前面所提到看似矛盾的说法都可以很好地解释。首先，最早收藏且校理《千目》的杭世骏提出《千目》“以备《艺文志》采用”的观点得以证明。而稍後的吴骞怀疑《千目》“爲俞邰初稿”，《志稿》“似是史局增修之本”也得以证明。其次，对於反对观点的解释。卢文弨所认爲《千目》从《志稿》所出的论断。他是从《千目》“郡县志几於无所不载，别集各就其科第之年以爲先後，取便於检寻耳”等等体例混乱、编排不齐现象出发，从而得出《千目》“直是书贾所爲”、“是贾客之帐簿”的结论。由此，引申出《千目》抄袭《志稿》的结论。可见卢文弨主要是针对地理、别集两类的情况而产生的推断。他大概不清楚他所看到的《千目》，地理、集部已经被後人作了大量增补的工作。再加上卢氏把《志稿》的作者误认爲倪灿，“此《志稿》乃康熙时史官倪灿闇公所撰，非黄氏也”(142)。由此推断体例未善的《千目》乃坊间所爲，“今俗间传有温陵黄虞稷俞邰《千顷堂书目》本，搜采虽富，而体例似不及倪本之正”(143)。他一面赞叹《志稿》体例甚好，却得不出体例不算好的《千目》成书在前的结论，就是於此处未能明白。至於今天的学者认爲在《志稿》之前，并没有《千目》，“《千顷堂书目》在黄虞稷《明史·艺文志稿》的基础上，尤其是地理类及别集类借鉴了《明诗综》、《内阁藏书目録》、(雍正)《浙江通志》，补充进大量条目”，“也就是说，《千顷堂书目》成书在《明史·艺文志稿》後，它的作者非黄虞稷”(144)。这是没有把今本《千目》分开来看，混淆了原着与增补之间的界限产生的结论。
    这样，历史上关於《志稿》与《千目》之间缴绕不清的关系就得到了很好地解决。从而也对清人以至今人王重民先生的观点给出了坚实的论证．恰如张明华先生所说：“《千顷堂书目》流传到後代，已倾注着朱彝尊、杭世骏、卢文弨、吴骞、鲍廷博等人的心血，历经崇祯、康熙、雍正、乾隆四朝，这部以记明代书目爲主的目録巨着，才日臻完善．”(145)而杭、吴诸人之後，王国维以及今人瞿凤起、潘景郑先生也曾汲汲於增补此书，期於完善。当我们翻閲今本《千目》时，既不能忘记最初编纂者黄虞稷的筚路蓝缕之功，也不可忽视後人的集腋成裘之力。对於《志稿》与《千目》之间关系的正确理解，必将有助於我们解读《明史·艺文志》的编纂等问题。
    附记：本文引用的日藏抄本《明史·艺文志》爲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王承略教授提供，日文文献的解读是在儒学院西山尚志先生的帮助下完成的，审稿专家提供了宝贵的修改意见，於此一并致谢。限於能力，搜集资料难以周全，恳请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