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得出，日藏抄本《明史·艺文志》当爲黄虞稷史馆上呈本。以日藏抄本《明史·艺文志》中朱笔批注爲例，其中有些批改之处，已经被万本《明史·艺文志》所吸收，进入正文。如：史部职官类，“范景文《国朝大臣谱》十六卷”条末朱笔补“《南枢志》一百七十卷，张可仕同辑”，“郑晓《直文渊阁年表》一卷”条末补“《典铨表》一卷”，“黄佐《翰林记》二十卷”条末补“《南雍志》二十四卷、《南雍条约》一卷”，“焦竑《词林历官表》三卷”条末补“《京学志》八卷”。这些朱笔补入的条目，《志稿》正文原有，只是分散各处，现被朱笔删去。查看万本《明史·艺文志》(15)，这些改动之处已入正文。这不仅显示二者的差异，更证明了这些朱笔校改确是馆臣所爲(16)。
    这样，我们结合日藏黄氏《明史·艺文志》、万本《明史·艺文志》，同时参以卢文弨校语，黄氏《志稿》的全貌基本上可以完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这就爲我们讨论《明史·艺文志》编纂的相关问题，提供了新的材料。其中，《千目》与《志稿》二书的关系就是学界尚存在争议的一个问题。笔者以爲藉助新发现的《志稿》原书，可以对此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二、有关《千目》与《志稿》关系论述的梳理
    对於《志稿》与《千目》关系，自清人杭世骏、卢文弨开始就有不同的意见，也爲今天的研究者提供了各执一词的材料。加之《志稿》的长期失传，《千目》在流传过程中的不断添改，更增加了後人研究二者关系的困难。总结起来，观点大致有三：
    一是认爲《千目》早於《志稿》，《志稿》以《千目》爲底本。这个观点最早的提出者当爲清人杭世骏，而以今人王重民先生的相关论述爲代表。杭世骏曾在雍正九年(1731)从朱彝尊的後人手中购得朱氏旧藏《千目》，其於乾隆十三年(1748)所作跋语中说：“《千顷堂书目》，金陵黄俞邰所辑。俞邰徵修《明史》，爲此书，以备《艺文志》采用。”(17)後来杭氏所藏又辗转到吴骞之手，吴氏在《重校〈千顷堂书目〉跋》中言之甚明。吴骞在重校是书的过程中发现“堇浦本尚多漏略，疑爲俞邰初稿。复借钱塘卢抱经先生金陵新校本勘补，书既加详，且多序目，似是史局增修之本”(18)。堇浦本指的是杭氏的《千目》，金陵新校本指的是卢氏用《志稿》校过的《千目》。如此，吴骞和杭世骏的观点相同，认为《千目》在前，《志稿》在後。
    今人王重民先生《〈千顷堂书目〉考》等文是研究《千目》、《明史·艺文志》编纂等问题很有分量的作品。王先生在《〈千顷堂书目〉考》中就认爲《千目》成书於前，《志稿》承袭於後(19)。此後持此观点者，皆以王先生此说爲滥觞。此种观点虽爲学界多数学者所接受，但也一直有不同的声音。
    二是和第一种观点相反，就是认爲《千目》晚於《志稿》，因此《千目》并非《志稿》的底本。持此观点者以清人卢文弨爲早。卢文弨曾在朱文游处得到一部《志稿》，随即校治了他所藏的《千目》，并得出《千目》晚於《志稿》的结论。卢氏与其弟书云：“黄俞邰有《明史·经籍志》，原稿体例较好。今《千顷堂书目》乃从此出。”(20)此中所说《明史·经籍志》即爲黄虞稷《志稿》。周中孚在《郑堂读书记》中“《元史·艺文志》四卷”条下言：“俞邰盖佐闇公修《艺文志》者，後知史馆不用倪稿，因取底本加以增订，别改其标题爲一书，并非承修《明史》，竹汀误也。”又在“《宋史·艺文志补》一卷”条下言：“康熙中，议修《明史》，时誾公派修《艺文志》，……今所订黄俞邰《千顷堂书目》，即取誾公底本而稍增订之者也。”(21)周氏根据卢文弨的序言，认爲修《明史·艺文志》者爲倪灿，黄虞稷只是辅佐其事，更甚而认爲黄氏的《千目》乃窃取倪书增添而成。可见，他是认爲《千目》要晚於《志稿》的。
    今人也有秉此观点者，如井上进先生在其《〈千顷堂书目〉和〈明史·艺文志〉稿》文中就检讨了王重民先生的论证，力主卢氏所言。薛新力先生在《〈明史·艺文志〉编撰考》中言：“黄虞稷进馆撰《艺文志》稿时，并没有带着一部《千顷堂书目》来作爲底本，恰恰是他撰《艺文志稿》的过程爲他後来编《千顷堂书目》奠定了基础。”(22)他认爲黄氏在史馆时另有一个草稿，这个草稿是黄氏撰《志稿》与《千目》的基础。这就进一步淡化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李言在其论文中得出了《千目》是由《志稿》等书拼接的合成品结论，并言：“《千顷堂书目》成书在《明史·艺文志稿》後，它的作者非黄虞稷。”(23)
    第三种观点是认爲《志稿》与《千目》是同一本书，只是以不同的名字流传。这就和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以及他替蒋汝藻所作的《慈云楼藏书记》相似，只不过是分开别行罢了。如来新夏先生在其《古典目録学》中说：“此稿於康熙二十八年修成并上交明史馆後，还以《千顷堂书目》爲名行世。”(24)来先生在《邃谷文録》中也说：“《明史·艺文志》始由目録学家黄虞稷撰着，以纪一朝着述，书成後曾以《千顷堂书目》之名行世。”(25)李雄飞《〈明史·艺文志〉述评》中说：“(黄虞稷)以《千目》爲基础，又参考了官、私藏书目録及地方文献，以十年之功成稿，一份以《明史·艺文志稿》之名呈交明史馆，另一份以《千目》(三十二卷)之名行世。”(26)
    此外，李庆先生认爲《千目》与《志稿》并非一般想象的那样相差无几，《千目》与康熙二十八年(1689)由徐乾学上呈的《志稿》并不是一个东西，二者有一定的差异。《志稿》并非只出於黄虞稷一人之手，从它的产生，到定稿，其中经过不少变化(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