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专门”并非何澹的发明。北宋末年以来，尤其是南宋初期，“专门”已经自中性表述转而成为整肃特定学术门派(“道学”)时的恶意代称。抑制“专门”，被用作反对党同伐异的旗号(140)，而究其实质，正是党同伐异的手段与利器。淳熙十年，受到宰相王淮支持的侍御史陈贾，首度提出“近日搢绅有所谓道学者，大率假其名以济其伪”(141)，而这位陈贾，正是何澹姑父，“向来预其议论”者(142)。
    庆元初期的何澹，一方面了解朝政“利害”所在，一方面谙熟士人心态。他在章疏中提出的惩治“无君之心”、“定国是”诸论，切中帝王心中关键，也是“伪学”转向“逆党”的必要过渡。“知名之士不可一一诬以罪，则倡为伪学之目以名之”(143)，何澹可说是“伪学”论证的重要缔造者。
    何澹在中央任职的高峰期结束于嘉泰元年(1201)。由于吴曦帅蜀事与韩侂胄议论不合(144)，他乞祠丐去，以资政殿大学士出知太平州，旋即请祠。次年二月到任知福州。何澹的这段经历，《宋史》本传中说：
    以资政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起知福州。澹居外，常怏怏失意，以书祈侂胄，有曰：“迹虽东冶，心在南园。”南园，侂胄家圃也。侂胄怜之。进观文殿学士，寻移知隆兴府。(145)
    开禧元年(1205)九月移知隆兴府，辞不行，以观文殿学士提举临安洞霄宫，奉祠家居(146)。何澹与韩侂胄间若即若离的这段经历，日后被称作“惟其特立于冰山未泮之时，是以勇退于玉铉将登之日”(147)。
    何澹仕履的第四段，始于嘉定元年(1208)。此时韩侂胄已被除去，“圣化更新”(148)，他应权相史弥远之召，以观文殿学士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149)。当时，感觉摸准了朝廷脉搏的何澹，回顾了此前若干年的经历，试图撇清与韩侂胄的干系。在辞免知建康府的第三札中，他表白说：
    臣实有未尽之悃，不敢有隐于君父。臣愚戆自守，仇怨众多。向者权臣用事，臣待罪政府，数以议论违忤其意，遂遭排斥。归自三山，每虞伤害，杜门奉亲，不交人事。(150)
    在除授诏书中，楼钥以宁宗的口气褒扬他“久镇三山，时称治最”。在“以金陵而为陪都，保釐素重；护天堑而开制阃，委寄尤隆”(151)的敦促下，何澹在三上辞呈之后，再度出山(152)。
    嘉定二年，何澹自署衔为“观文殿学士、金紫光禄大夫、知建康军府事、兼管内劝农使、充江南东路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兼营田使、兼行宫留守、兼江淮制置大使、缙云郡开国公、食邑七千六百户、食实封贰阡伍佰户”(153)。同年因丁母忧去职，再度奉祠家居。免丧，除知江陵府兼京湖制置大使，“请免再四，以故职奉祠”(154)。嘉定十二年十二月初病卒于私第，终年七十四岁。
    (二)何澹在处州
    何澹于嘉泰元年(1201)离开朝廷外任；此后到开禧、嘉定年间，曾断断续续多年奉祠家居，在处州生活，直至嘉定十二年(1219)去世。这种“俄急流而勇退，欲西陌而东阡”(155)的抉择，在某种程度上使其日后得以进退有据。
    作为“乡里”的民间区域社会，显然是当时士大夫进退回旋的广阔天地，是丰富人际网络的重要资源，也是朝政紧张气氛下的后盾带及缓冲区(156)。这些乡居士大夫，特别是其中的上层人物，由于与朝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素来受到地方官员的敬重与逢迎。对于后者而言，甚至有“但愿一识韩荆州”的感觉。
    何澹与他的曾伯祖何执中类似，在乡里并非低调之人，其“居高临下”的身份显而易见。唐士耻曾经说过婺州金华人何松的经历：
    初仕括苍，少师何公少推可，公之归，出诗以饯公，有“官卑自立古今难”之语，其见许如此。(157)
    周密也记载过这样一件趣事：
    何小山既贵，里居，有卿宰初上，来见。一睹刺字，曰：“小鬼耳。”遣吏谢之。后以佃家来诉邻凫之扰，有状至，邑宰判云：“作高田塍多著水，鸭踏苗头自理会。朝中自有大官人，何必执状问小鬼。”(158)
    看来即便里居期间，何澹依然脾性不改，气派十足，以致引惹了邑宰的不满。
    何执中旧宅在龙泉县南天马山(159)。何澹原本居住龙泉，后来移居丽水，宅邸在城中，称“中府”；其弟何涤居城西，号“西府”；堂弟何润居城东，曰“东府”(160)。俨然是当地“大户高门”的作派。他们的前辈及同辈中，许多人“或因父祖宦寓，或别业先冢”，散居绍兴、奉化、湖州、平江等处(161)，即便是常住处州的何偁，其父兄亦分处各地：
    由周国公(按指志崈)而下，其派四，而谱有不及者。盖其散处于霅于鄞于信，地之相去者远，莫能以致详也。(162)
    嘉定初年，何澹母“年逾八十，十日九病”，“而兄弟凋零，遂无兼侍”(163)，看似家中人丁并非兴旺。仕宦家族的这种“散处”，在宋代是十分常见的现象：仕宦所及，有新置产业在彼；祖辈所居，有世代旧籍在此；虽相去甚远，却依然合谱联宗。这实际上反映着宗族繁衍、支派分蘖的过程以及时人的族属意识。
    有关何澹在处州这段期间的乡里活动，本传及圹志皆语焉不详。从零星著录的碑记石刻资料中，可以看到他对于地方上某些文化盛事(如修复应星楼庆典)的介入、与故旧的交往。他留到后世的墨迹，大多是寓居乡里时所书。其中著称者，有庆元二年(1196)《宋故硕人郭氏墓铭》、开禧三年(1207)手书《应星楼记》、嘉定二年(1209)撰写并手书《宋故琼管安抚提举郭公墓志铭》、三年所书《宋中书舍人赠光禄大夫陈公神道碑》、四年“为序而铭的”《宋故处士林君墓碣》等。据说何澹“书法遒丽伟劲”“秀整可爱，洵足宝贵”(164)；后世访得郭氏墓铭者喜不胜收，称之为“何参政名笔”，“为之狂喜，急搨而登诸录”(165)。他的文集如《小山集》(《小山杂著》)、《历代备览》(166)等，应该也是在乡里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