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州地方的民间传闻，塑造出关心民生又清明干练的“何丞相”乡里形象。最重要的两件事迹，是《龙泉县志》的编纂和通济堰的改修。
    南宋处州的地方志，有《(绍兴)处州图经》、《(乾道)栝苍志》(郡守楼璩主持修订)、《(嘉泰)括苍续志》(郡人陈百朋纂)等(167)。据称嘉泰年间何澹主持编修了《龙泉志》，这是该县历史上的首部方志(168)。据宋晞先生考订，该书六卷，实际上是龙泉知县林应辰与县丞潘桧纂修：
    南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修《龙泉志》，凡六卷，纂修者为知县林应辰与县丞潘桧。参知政事邑人何澹序云：“邑之隶括苍者七，而龙泉为壮，旧志疏略，十遗七八，漫不可考。邑宰林君应辰与邑丞潘君桧病焉，约以公余，力加会稡。潘君旁搜博取，逾年将就，秩满不得竟，以授林君，芟烦撮要，订讹补漏，且择邑之士，尽其力之所至，编为六卷。”(169)
    潘桧是何澹妹婿。嘉定二年秋冬，何澹丁母忧奉祠家居，《龙泉志》正在此时修成。他以“(前)参知政事”和“邑人”的双重身份，介入了这一过程。这部县志，在清代乾隆年间修志时“已阙佚”(170)，今存光绪三年(1877)顾国诏等编纂的《龙泉县志》中，转录着嘉定志的部分内容。
    通济堰，始建于南朝，其名称则始于南宋绍兴年间。乾道四年(1168)郡守范成大主持立堰规二十条，并且作《通济堰记》，碑碣至今犹存。该堰号称溉田二千顷，是当地最为重要的水利工程。周必大在庆元元年(1195)所撰范成大神道碑中，不仅说到“作堰规，刻石庙中”事，还特别提到他“尽给左右山林为修堰备。至今蒙其利”(171)。
    今见纪念“何丞相”的文字中，几乎无一例外会引述“开禧元年郡人参政何澹筑成石堤，以图久远，不费修筑”数语，作为其业绩的印证。这几句话，可能是自明人王廷芝编纂的《通济堰志》转引而来。而我们今天看到的清代《处州府志》(172)卷二六《金石》“范石湖书通济堰碑”条，自《堰志》中引来的相关文字却不止这些：
    据《堰志》云：堰规凡二十条，今除去“堰山”一条。盖旧堰自春初起工，用木篠筑成堰堤，取材于山，拦水入堰。自开禧元年郡人参政何澹筑成石堤，以图久远，不费修筑，因请于有司给此山。今山为何氏物业，非堰山矣。
    跋语继而说：
    是则何氏因捐筑石堤，后据山为己有，遂除去堰山一条，存十九条。(173)
    看来，通济堰与何澹相关处不止一事。首先，开禧元年(1205)秋他自知福州卸任，奉祠乡居。是年在他主持下，动工将通济堰堤坝改木为石，从此“不费修筑”。元代至正四年(1344)的《修通济堰碑》记载，“宋元祐堰坏……大抵采篠木藉土砾载水……开禧中郡人枢密何公甃之以石”(174)，也印证了何澹对于改坝的贡献。实际上，这种“砥以松干，级以段石”的筑堰方式，在北宋靖康时期，就已经被当地的蒋溪堰所采用(175)。
    其次，所谓“堰山”，如周必大所说，本系“为修堰备”的“左右山林”，原系公共所有。石堤筑成后，何澹“请于有司”，将原有堰山据为何氏物业，从此“非堰山矣”(176)。于是原来的《堰规》也就略去了“堰山”一条。居于乡里的何澹，显然身份不凡，兼具地方领袖的影响力与豪横之气势态度。
    何澹及其近亲的几处墓葬，都在通济堰大坝周边。开禧以后，这片山地，都成了何澹自家的产业。大坝以西堰山西侧的轿马郑村，有何澹父何偁及妻石氏墓；大坝东北凤凰山上，有何澹及妻朱氏墓、澹子处仁及妻陈氏墓；大坝东南堰山南麓的平地村，有何澹亲翁王信及妻郭氏墓(177)。有当地研究者指出：“此三处宋代古墓距离大坝均为1.5公里，其中东北、东南的古墓群与大坝正中点成正等边三角形。选址者意在护视大坝千秋永固。”(178)但对于墓葬选址者意图的这种推断，并未在相关的宋代圹志中得到证明。何处仁说到何澹墓选址事，只是说“葬于丽水县凤凰山之东，距楚国(按指何澹父偁)茔五里，从先志也”(179)；其母朱氏，是“袝于先少师之墓”(180)。处仁夫妻，则是“合葬于松阳县惠洽乡高峰之原”(181)。其中都没有涉及“护视大坝”的意思。倒是清人曾经推测说，何偁夫妻墓地在堰山，“岂因澹取为坟墓，故有石堤之筑，不尽为民起见欤？”(182)
    四、附说
    (一)关于宋人眼中“多面”的何澹
    《宋史·何澹传》结语说：
    其后更化，凶党俱逐。澹以早退幸免，优游散地几二十年。
    类似的内容，其子处仁所撰《何澹圹志》则说：
    受知三朝，忠不顾身，率以取忌权奸，抱道退处，垂二十年，身名俱全，俯仰无愧，可谓德隆而福备矣。
    何澹的政坛表现，在时人和后人的眼中，通常是与韩侂胄、与伪学逆党之禁“捆绑”在一起认识的。南宋后期成书的《庆元党禁》和《续编两朝纲目备要》中，都引述了侯贯卿的一段话，称：
    学禁之弛，嘉泰之初元也。何澹罢两府而魁尽，(韩)侂胄图恢复而意向移。学禁自是懈矣。(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