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秘诀--先生教我怎样作做“综合性”的文献卡片 天奖老师上课后，先生继续给我讲太平天国。一次开讲，先生拿来他的关于太平天国文献的读书笔记，共四大本，系由普通横格信纸钉成。先生说，读书不做笔记，效果就会差很多。所以我一般读书时，会随手记笔记，将自己认为重要的文字摘抄下来，并将看这条材料时自己的想法，特别是“瞬间即逝”的想法记下来备用。“瞬间”冒出的想法非常可贵，有的可能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灵感”或“火花”，当时不记下来，很容易忘记。先生说，你看我光关于太平天国的读书笔记就这么多，这还不是全部。这种笔记很有用，但也有一大缺陷。记得越多，越不好用。原因是这种笔记是按时间顺序一天天记下来的，没有分类。人的记性有限，有时为了写某一方面的文章，要把整个几大本笔记从头到尾翻一遍，费时费力，会做许多无用功不说，自己还会很焦急。先生停顿了一下，问：你看书写读书笔记吗？回答：很少记，只做文摘卡片。先生说，记文摘卡片也很有用，也有缺陷。主要问题是，从文献中摘了一段，时间长了，你可能都忘了为什么要摘抄这一条，当时究竟怎么想的，用起来同样不方便。先生说，我建议你将写读书笔记和记文摘卡片结合起来，做一种“综合性”的文献卡片。其做法是，卡片纸要大点，不要到商店买卡片，太贵，又小，用一般笔记本的纸对折即可。卡片上科目一定要写清楚，不要怕费事。如写清该文献是从哪来的，书名，作者名，译著还要写明译者，原著作者名，原著作者外文名。还要注明，哪个出版社出版，哪年出版，第几版，第几册，第几页，第几行。其下，抄写你要摘抄的文字。注意，卡片上方要留夠一定空间，备一个阶段后，你整理时写编号和文献专题分类。摘抄文字完毕，其下方开始写你当时为什么要抄这段话，或一瞬间冒出来什么想法，这段文献说明什么问题，或引发何种思考或疑问，等等。写这些内容时，不求多么完善、条理、准确，甚至也不求文字通顺否，只要日后自己能看明白即可。积攒一俩月或更长时间，做一次整理。卡片上方标明，该卡片的文献属于哪一类，同一专题文献，做一个顺序编号。同一专题的卡片，分别存放。这样，我们们在写论文时，就有用了，也好用了。比如现在我要写一篇太平天国土地问题方面的文章，你一子就可以将一两年或几年看到的这方面的文献及你当时有什么思考一下子都找出来了，写起来就顺利多了。加之卡片上信息完整，校对引文时，便于查找，省去很多功夫，也避免一些可能出的差错。先生边讲，边拿他手中自己的读书笔记及他记的卡片举例。不知不觉，一上午就过去了。 11.从尼采、叔本华到巴斯特 先生给我上课，有时是海阔天空地聊天。比如，讲尼采，讲叔本华等。先生在上大学时便发表过关于尼采、叔本华历史观的文章，讲起来驾轻就熟。先生侃侃而谈，我愚钝初学，常常陷入五里雾中。先生在国立河南大学读本科时，学的是园艺专业。后学校迁到苏州后因无实习之地及兴趣等原因，先生转到历史系。有这个背景，先生的理科特别是生物学有相当的基础。有时上课，先生就讲起生物学，讲微生物学之父巴斯特、自然进化论创始人达尔文等人的贡献或轶事，这倒让我听得津津有味。先生后来在《近代史研究》上发表了有影响的长文《西方传教士与晚清格致学》，也和先生的求学背景有关。后来先生让我仔细梳理一下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各学科输入到中国的具体情况，我写成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输入与晚清思想界》一文。并以此文参加了1987在长沙举行的全国第二次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研讨会。先生见到我常问的一句话是，你最近读了什么书。我有次随口而出，读了一些没什么用的书。先生云：开卷有益，没有没用的书。 12.“永福有打碎酒的传统！” 上文谈到长沙会议，不能不提到1981年我第一次去长沙参加参加辛亥革命史70周年青年学者讨论会干的一件蠢事。此前，先生去湖北参加学术活动时，曾得到湖北武汉大学萧致治先生的招待。此次我去长沙，先生让我带给萧先生一瓶竹叶青好酒----胡先生知道萧老师也去长沙开会。我和荣铁生老师一起乘火车赴长沙。没想到在长沙火车站下车时，几个解放军小战士往上冲（当时长沙坐车很紧张），一下子把我冲倒了。我当时只顾得保护包里的盒式录音机，不想酒瓶撞到火车门里的角铁上，酒撞碎了，站台上飘起酒香，有的旅客还喊了一句：好酒！我的丧气劲就甭提了。几年后先生已经在郑州安顿好新家，我和吕美颐一起去郑州看望老师和师母。我给老师带去两瓶朋友送的宋河酒厂当时出的精品。从河南大学坐公交车，到开封火车站下车时，一不小心我脚底一滑，酒撞到车门上，一瓶立马打碎了。到了先生家，吕美颐向先生汇报此事，先生马上想起我有“前科”，说：“永福有打碎酒的传统！”说来惭愧，先生好喝点酒，但我记忆中读研时一共只给先生买过一次酒，是3元一瓶的河南产的白酒两瓶。1984年去威海开会过蓬莱时给先生买的蓬莱当地产的酒两瓶，价格也是几元钱一瓶。 13.盛夏中午亲赴学生宿舍指导 第一学年结束。9月初返回开封的第三日上午，先生匆匆来到我住的东二斋宿舍。云：11月（1980年）在山东济南召开义和团运动80周年学术讨论会。大会筹备组邀请了我，我不去，向山东大学路遥先生推荐你去。你尽快确定选题，向我汇报。一周后，我对先生说：准备重评聂士成。先生说，题目怎么想出来的。答：暑假前在图书馆地下室阅览室，读过胡思敬《问影楼舆地丛书》，中收录有聂士成《东游纪程》的《东三省韩俄道里接交表》，疑此前学界对聂士成评价多有不实之辞。先生说，好！继续搜集资料，逐步理清思路。数日后，大热天的中午，先生带着书又来到我的宿舍，训导我资料再扎实点，立论再大胆点。同宿舍的楚雄兄、新民兄当时均在场，此情此景让他俩对胡先生更加敬佩，对我似流露出几分羡慕和嫉妒。参加完学术讨论会后，文章于次年在《史学月刊》发表，这就是我在读研期间发表的唯一一篇学术论文，《评聂士成》。后《中国历史学年鉴》有介绍，先生表示满意----其实那篇习作幼稚不必说，还有不确之处，先生表示满意，实际上是在鼓励我，我心里清楚。 14.先生给我讲乾嘉学派 大约在1981年下半年。学兄魏天安同志分配到省社科院历史所工作。其任务之一是负责编辑一名为史学动态或情报信息类的内部资料。当时史学学界对乾嘉学派治学方式议论较多，领导建议其组织一篇小稿，对乾嘉学派做一简要介绍。天安兄把写稿任务交给了我。我将其当作一个学习的机会，答应了。小稿完成后，生怕有什么闪失，便拿去给胡先生看。小稿字数不多，先生几分钟就看完了，做了些修改，说，就这样吧，可以了。接着先生便给我讲起了乾嘉学派产生的历史背景，乾嘉学派的特点及成就，等等。一篇小稿，引发出一堂“大课”。先生这次上课，涉及面很广，涉及的人物、史实也很多，我洗耳恭听，只能说是似懂非懂。此次先生讲学，具体内容大多已经回忆不出来了，但有两点记忆深刻。大致如下。其一。研究历史，没有理论，成不了大家；没有扎实的考据功夫，同样也成不了大家。所谓，“义理为干，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王先谦语），义理、考据、辞章是也。虽王先谦所云具体有所指，我们不妨借用，写文章要有理论分析，要有史实考证，也要有点文采。其二。先生说，学术是在交流、互动中发展的。即以乾嘉学派而言，取得那么大的成绩，有没有受到西方学术的影响，我没有研究，不敢说。好象有人提出该学派在研究方法上受到了明末清初从西方传来的自然科学中分析法、归纳法等的影响，你可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动向。先生最后说，写一篇好的论文，价值很高，影响很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有人会超过它，因为时代是发展的，人们的认识也是发展的。但一篇考据精到的文章，很可能价值永存，多少年后研究者还会用到它。 15.“多深的水养多大的鱼” 先生常说的一句俗语是：“多深的水养多大的鱼”。意思是做学问受环境影响很大。在河南，学术方面的“水深”有限，怎么办？要创造条件，扩大学术活动的“半径”，争取更多的学术信息，争取更多的交流，争取更多的专家指导。我读研期间及毕业后的两三年内，胡先生为我创造条件，先后参加过山东济南义和团运动80周年学术研讨会、湖南长沙辛亥革命70周年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山东威海甲午战争90周年学术讨论会、河南郑州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学术年会、河南郑州全国第一次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讨论会等。在福建福州召开的鸦片战争与林则徐学术讨论会，我的论文入选，也接到邀请信，虽因工作离不开未能与会，但会后大会提交的所有论文及会议赠送的学术著作，都给我寄来了。先生还请龚书铎先生主持我的硕士论文答辩，请张守常先生、李时岳先生、汤志钧先生、陈振江先生、李文海先生、苑书义先生及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张玉法先生、韩国汉城大学闵斗基先生等海内外中国近代史知名专家来河南大学历史系讲学、讲课或交流。这些活动，使学生更多地了解学术信息，接触了更多的师友，不仅学术视野大大开阔了，还不断地得到这些师友的提携与关照。龚先生、张先生是我大学时代的老师，称道胡先生的为人为学。张先生两次对我说过，胡先生是“中州大儒”。记得，上海社科院汤志钧先生来河南大学给我们讲近代经学，听讲者加上随汤先生的弟子黄绍海先生，也不过三五个人，真所谓“吃小灶”了。南开大学陈振江先生系河南籍，又在编写《中国近代史新编》时与先生共事，对先生尊敬有加。陈老师对我与吕美颐多有提携，承蒙陈老师的推荐，我和吕的文章先后在《天津社会科学》、《南开史学》发表。李时岳先生来河南大学历史系讲学， 是胡先生邀请的。令学生没想到的是，李先生报告完毕，胡先生说了些感谢话后，当场对李先生的一些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当晚我去招待所拜见李先生时，还存有几分尴尬。好在李先生并不在意，只是说，不同观点，不同观点。中国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由于胡先生的邀请，我得以结识不少学界的专家，不仅直接得到他们的教诲，还先后与他们的弟子建立了情谊。如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张玉法先生的女弟子游鉴明先生，在学术交往中，与吕美颐相互切磋、相互关照，十数年不断。我与李时岳先生大弟子宝成关先生，虽平时交往不多，也可谓心心相印。甚至我在韩国任客座教授两年中，遇到闵斗基先生的弟子或再传弟子，谈起闵先生与胡先生的交往及闪先生到河南大学访问的情景，他们也立即对我热情起来。说到闪先生，有一小事记述如下。闵先生到开封，胡先生因事院务缠身，无暇陪同前往，令我负责接待事宜（时我任河大历史系副主任）。期间闵先生问我：“听社科院的司机说，胡先生是国家级教授，真的吗？”我说（大意），中国现在没听说有所谓国家级、省级教授。胡先生评正教授，按当时有关规定，必须到北京相关机构报批。且胡先生属于破格，直接由讲师提为正教授，更须报请中央有关部门。唯其如此，河南大学历史系朱绍侯先生、胡思庸先生破格提升教授，在《人民日报》还刊载过一小条消息。那位司机同志说的“国家级教授”，大概由此而来。我当时只是想给闵先生一个说法，至今也不知我的说法准确否。因为胡先生提申报教授，是在我入河南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以前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