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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先生对学生的两个不容忍 先生的认真劲儿，还表现在对学生的两个不容忍。一是不容忍学生读、写错别字。说是不容忍，是说遇到这种情况发生，先生一定予以纠正。其方法是找来词典，让学生自己查，以加深印象，长记性。二是不容忍学生写作中，引用了自己都没弄明白的文献。先生为此还少见地对一位青年教师大发雷霆。一次在先生家中，先生审阅那位青年教师的一篇文稿。看着看着，先生眉头紧锁，说：你过来，念念你引的这两句话，说说这两句话什么意思！这位青年教师见胡先生极其严肃，越发吱吱唔唔。先生厉声说到：“这段话你根本不明白！没明白还要写，难道你写出来是让读者明白的吗？”接着先生平静下来，一一说明那段文字应该如何断句，说的是什么意思。先生为这类事情发火，极少见。更多的时候是循循善诱，耐心教导。话又说回来，谁都有念错字的时候，先生个别时候也有。先生当了院长后有时因开会不能上课，我便临时代上。先生有一次还听我的课，给我具体指导。一次先生听我谈到龚自珍的号“羽琌山人”，立即问我“琌”字你刚才怎么读的，我重复了一遍，并向先生说明我查过字典。先生查了字典后说，好，以前我读错了。 29.为萧致治先生新作写书评 1984年，武汉大学历史系萧治致先生与杨卫东先生编撰的大作《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1517-1840）一书完稿。八十高龄的姚薇元先生审阅了部分书稿。萧先生拟请胡先生审阅书稿并撰写一篇书评，先生愉快地答应了。不久，萧先生派弟子李少军先生携书稿来到开封。胡先生叫少军不要着急，住在开封等两天。胡先生素对武汉大学历史系姚薇元老先生十分景仰，姚先生的大作《鸦片战争史事考》，历来列为先生研究生的必读书和入门书。萧先生等秉承武汉大学学统，特别是姚薇元先生学脉，历时多年，编撰了《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此书可做为《鸦片战争史事考》的前编，系统地梳理了鸦片战争前的中西关系中的大事要事，搜罗宏富，考据精审，是学者特别是青年学子研习鸦片战争史、明清中西关系史的不可多得的入门好书。胡先生推开一切手中的活，夜以继日地仔细阅读萧先生的大作后，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意见，并一口气写了一篇书评，后发表在《历史知识》1986年第6期。先生的审阅意见由少军带回武汉。先生曾对我说过多次，萧先生等的大作很见功夫，出版后，要好好阅读。结识少军先生，也使我在学界多了一位真诚的朋友。当年年我正在撰写一篇关于鸦片战争的文章，少军同志回武汉后不久，将其刚翻译完的相关的日文资料抄写后寄给我参考，令我非常感动。由于胡先生和萧先生等的情谊，萧先生与少军兄对我多所关怀与提携，每有译著大作出版，多赐赠于我，包括《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上、下）、《林钦差与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与林则徐研究备览》、《薪火集》等。 30.讲魏源思想要读《二程遗书》 先生去郑州当了院长后，他教的1979级本科生的课《中国近代思想史》一部分由我来承担，1980年级起则主要由我承担，先生有时间，作些专题讲座。我讲课中，因初学识浅，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和戊戌变法部分，基本上照搬先生给我讲课的笔记及先生发表的文章。先生对我上课，多有训导。如讲魏源哲学思想，先生对我说：“不要完全照搬我的讲义，要读《二程遗书》，补充内容。”我读了《二程遗书》后，即将有关论述录入自己的讲稿。如明道云：“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夫天之生物也，有长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安可使小者亦大乎？天理如此，岂可逆哉？” “万物莫不有对，一阴一阳，一善一恶。阳长则阴消，善增则恶减。斯理也，推之其远乎？人只要知此耳。” 伊川云：“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 “天地之间皆有对，有阴则有阳，有善则有恶。” 先生又指示我读点中国哲学史。先生说，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不要看文革期间的修订本，要看其1949年前出版的本子。恰好，中华书局1961年根据解放前商务印书馆旧型重印的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1984年再次印刷，我随即买了一套。由于自己水平低，读了之后许多地方甚了了，但结合先生给我所讲，对中国哲学史上的经学发展脉络算是有了个大致的了解。先生还让我抽时间读周予同本、范文澜本《群经概论》，由于种种原因，这两种书我并没有仔细看。 31. 关于一本书的点校（暂略去） 32.生活中的几件小事 先生生活简朴，穿着也不甚讲究。在京修订《中国近代史新编》时，穿过一件新的“的卡”棉短大衣。不知何时，吸烟不慎衣服袖子上烧了个洞，回来后由师母补上了。冬天，先生穿这件衣服，和我说过两次：“你看看，好不容易买了件好衣服，还烧了个窟窿。”惋惜不已。 先生喜欢喝点酒。但在开封时，我没和先生一起喝过。后来，先生住在郑州东明路高知楼，我多次去过。有两次先生让我陪他喝酒。我1985后因胃痉挛就不能喝酒了。两三次因喝一点点白酒或红酒便因胃痛被送进医院（一次是张开荣、丁建定君送的，另一次是高海林、宋会群兄送的）。先生说，少喝点，没事。和先生两次喝酒，都是先喝一小盅白酒，再喝半杯红酒，再来一杯啤酒。结果真的一点事没有。 1980年代初，一次先生去上海出差回来后给我讲了个故事。从开封上火车，不但没有买上卧铺票，也没有座号。先生一直站到过了徐州。先生实在难熬，便找到了列车员，出示了自己的标明是教授的工作证，说：我是教授，能否帮忙找个座位。列车员痛快地答应，并解决了问题。先生对我说，我从来没拿教授头衔说过事，这次实在是没招了，才出此下策，没想到还真管事。看来人们对教授还是尊重的。说着，哈哈笑了起来。 1980年代中，先生去开封北道门买菜，想顺便买点熟的猪耳朵，回来当下酒菜。当排到售货窗口时，突然发现口袋里的钱被小偷偷走了。先生一连几天不痛快，见着我就说，不就是欺负我老头子吗！ 先生任社科院院长后，一次奉命带队下乡抗旱。回来后对我说，老天相助，抗了没几天，就下雨了。接着讲了个笑话。他去的地方的县官恰好是河南大学毕业的，自然笃先生以老师相称。先生问起其做县官的辛苦，该生很幽默地说（大意）：一天到晚忙得很，头绪太多，也很难让上级和百姓都满意。您没看戏台上旧戏的县官角色都化妆成“哧麽糊”（指化妆成丑角）脸吗？说完，他和先生都笑开了。先生给我讲这个故事时，也哈哈的笑起来了。 33.先生研读《圣朝破邪集》 20世纪80年代，先生从南方开会归来，和我有一次较长时间的谈话。主要内容一是谈他去上海徐家汇图书馆看书事。谈到先生看《万国公报》华文主笔沈毓桂（1807～1907）的《匏隐庐文稿》的体会，特别是沈的中体西用的观点等。第二方面的内容是关于《圣朝破邪集》一书的问题。先生从南方某处见到此书，认为研究价值很高，特意出资请人按原线装书格式抄写一部，共八册（当时没有复印机或不允许复印笔者不得而知）。先生让我去北京图书馆柏林寺藏书处查阅资料时，代他查阅利玛窦《天主实义》。我去了之后，柏林寺图书馆管理员告诉我，《天主实义》仅存上册，缺下册。回来报告先生，先生略有不快，认为该处不可能没有全书，疑我查书不细。后过了几个月，先生借赴京出差之机，也去了趟柏林寺找到管理人员询问，果然如我所言。为此先生还向我表示过歉意。又过了几个月，在先生家又谈起《圣朝破邪集》一书，书就放在先生书桌上，先生让我拿回去翻几天。我看到先生不仅读了，且有圈点或有眉批。如总目卷一沈某《参远夷疏》条上批“沈某，明史卷二百十八有传”。《奏为远夷情形其诡》条，先生批注“其”字为“甚”之误。有的地方批注“应查年号”等。凡书中提到外国传教士的名字，如厐敌我、熊三拨、艾儒略、利玛窦等，先生都加上记号。有一处先生夹注“浅陋可笑”一小纸条。凡遇有谈到天、上帝等处或谈到排佛斥老抑儒处，先生格外关注。先生看书之仔细，令我印象深刻。至于先生打算写什么文章，是否已有部分手稿，先生未与我谈，不得而知。我的印象是，先生因忙于他事，似没有全读完该书就放下了。 34.《鸦片战争的研究》（资料篇）与《杰士上书汇录》 先生当了河南省社科院院长，特别重视院图书馆的资料建设。这一点图书馆的老馆长和丁巍同志和我说过多次。学术价值高又成大套的书，自然价格不菲，先生千方百计筹款购置。在河南大学时，几件事令我记忆深刻。上个世纪70年代，当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进了日本佐佐木正哉的《鸦片战争的研究》（资料篇）【该篇系佐氏从大英博物馆抄回的中方档案】后不久，先生即复印交系资料室供大家使用。故宫内务府档案中发现“戊戌真奏议”----《杰士上书汇录》的事情披露后不太长的时间，先生即设法辗转从京师全部复印带回开封。这些重要的资料，当时收藏的大学还极少，对我系教师研究工作和研究生教学有着重要意义。后来河南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思想室研究室成立，先生任主任。成员有王宏斌、田海林和我。研究室资料室的建设在胡先生的精心策划下进展很快。重要的台湾方面影印的杂志，如《万国公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等等，都购置进来。对文海出版社出版的近代中国史料丛编的购置（正续两编放系资料室，三篇在图书馆收藏），先生也没少操心。由于新台币升值，第三篇价格几乎比续编涨了一倍。先生亲自找主管财务校长，说明资料的重要性，才得以拨款购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