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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你如果专业耽误了，将来狗屁不是！” 1985年，组织上有意任命我为河南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找我谈话。我不想干，找先生汇报。先生先半开玩笑说，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指谁呢，大概是指学兄郑慧生等等吧）就是难侍候。别人干你们不服，让你们干，你们又不愿意干。接着严肃地说：你想干，组织上不让你干你也干不成；组织上让你干，你不干也不行。这句话实际是先生自己的切身体会。龚书铎先生《怀念思庸》一文中也透露了一点信息。接着先生对我说：“既然干，就要好好干。但是业务不能丢，你是教师，业务丢了将来你狗屁不是！”此后长达六个年头，我先是任副系主任，辅佐林家坤主任，后在朱绍侯先生统率下主持系里日常工作。虽然行政工作繁忙，占去很大精力，但先生的警示不敢须臾忘却。1991年调入郑州大学时，先生与系主任戴可来教授说，到郑大，不许让郑永福担任任何职务，包括教研室主任。后戴可来老师打算让我担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几经与胡先生磋商，先生才吐口。先生对戴老师说，我就是要绝了郑永福当官的念头，好好做业务。何况学校里的官也不算什么“官”呢。先生临终前一个月，多次在病床上和我谈起作为一个学者的他十年院长生活的内心纠结，表示他当初这么做，是为了保护我，希望我在专业上有所建树。先生对弟子可谓关怀备至，期望殷切，更使我倍感愧对先生。 36.院长周末坐火车回开封 先生初当社科院院长的几年，家还住在开封，后才搬到组织上安排的郑州西藏驻郑办事处的一套住宅，再后住到了郑州东明路的“高知楼”。院长系正厅（局）级，配有专车，周末由郑返汴时，让司机送自己回家，本是很自然的事。但先生只让司机送他到郑州火车站，自己买票坐火车走，下了火车，再坐公共汽车回家。一路上费时费力多多，先生很累，我及不少人劝他，让司机直接送回开封，可免去一些途中劳顿。先生说，不好。一是浪费国家的资财，坐火车只要几块钱。另一方面，司机同志周末也要休息。送我到开封要晚上七八点了，我不请他吃点饭，让他饿肚子回去，于心不忍，让他吃饭吧，且不说他不肯，我累得根本不想吃饭，也没法陪他。再说，吃完饭走，司机回到郑州就更晚了，怎么好意思这样劳动人？先生如此作风，自然赢得社科院不少同志的赞扬，但也有人好心提醒他：你这样做，其它院领导会怎么想，不是将人家的军吗？先生苦笑而已。 37.院长支使不动宾馆服务员 十年院长，先生为社科院的工作可谓鞠躬尽瘁，特别是在学科建设和资料建设方面，其成绩院内外自有公道评价。想先生工作中的酸甜苦辣，一样也不会少。但因在不同单位工作，加之先生的性格，先生极少和弟子具体谈起这方面的事情。有一件小事，系弟子所亲见，记述如下。1984年11月，由河南省社科院和中国近代史丛书组委会（先生是委员之一）主办的中国近代文化史讨论会在郑州河南宾馆举行。最后一天，与会学者参观考察少林寺和龙门。刘大年先生没有前往，留在宾馆。胡先生也未去，送走大队人马后留在宾馆陪大年先生。中午了，先生陪大年先生去餐厅用餐，我与另外两同志也随同前往。服务员端出的仅是卤面，且是凉的。胡先生不悦，问：没有别的了？答，就是这。问：有热馍吗？答：没有。先生大怒，说：卤面就不能热热吗？服务员不语。先生愈发激愤，吵了起来。后经人调解，才将剩馍热了热，找了点菜，凑合了事。一个院长，一个享受部长级待遇的专家（大年同志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竟遭此冷遇。本人不知道也不想探究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直觉告诉我事情发生的原因之一，是服务员看胡先生不象“官”，至少是不象个“大官”。 38.上午课拖堂到下午两点半 先生去省城当院长后，仍兼河南大学教授，仍为本科生、研究生上课，只不过因工作忙，身体也不强，上课次数越来越少了。先生的较真儿的劲儿也表现在给本科生上课上。同门姜建设先生（1984年毕业，后华东师大博士）多次对我讲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次，先生为他们年级讲授中国近代思想史专题，时间是上午半天。当讲到接近12点时，一个同学（还是个不错的同学）无意地钓子碰了一下课桌里的搪瓷饭碗（那时有三四节课的同学不少人都带餐具上课，以便一下课便飞奔食堂，去晚了恐饭菜凉了或选择余地少了），因课堂很静，敲击声被胡先生听到了。先生大怒，厉声说：我一个老头子从郑州跑回来给你们上课，头天晚上备课到很晚，我都没着急吃饭你们急什么？说完继续讲课，这一讲可不要紧，一直讲到下午两点半才结束，下午上课的老师都已经来了。老师和学生一起饿肚子，这件事恐怕80级选修胡先生课者，一辈子都忘不了。 39.先生第三次表扬我：“你太聪明了！” 先生当面表扬我有四次，前面提到过两次，第四次是什么事一时想不起来了，就说说这第三次吧。先生未当院长前，似乎是开封市政协委员什么的。总之，一次他在市内开会，其兄自宁夏随一代表团来开封，写信告诉先生那天上午要到他家看看。此时先生已经搬到校南门外的教授楼，其兄并不知道，只记得他原住的河南大学西门外的老家。先生让师母把我叫到家中，嘱我去西门外去接。这是件颇有难度的小事。第一，我不认识先生哥哥，长得什么样不知道，师母说他和先生同父异母，高矮、胖瘦、模样均不太一样。其二，那时家中无电话，人们更无手机，无法联系。其三，推断，先生哥哥到老地方找不着人，肯定会走，按知情人指的大致方位到胡先生新家（有相当远的路）。我仔细策划如何才能接到，走在北土街的路上，认真观察路人，寻找我接的目标。我判断，一，其随代表团来，可能有胸牌类的标识；二，来到一个生地方，他心中又焦急，脸上一定有所流露。果然，我在北门大街上看到马路另一侧从远处走来一个人，神色略显异样，一看就不是本地人，胸前还别着个很小的绿牌牌（走近才知道那根本不是什么代表团的标识！）立刻走到上前说，您是胡思庸先生的哥哥吧！他先是吃一惊，立刻回答说，是。就这样我完成了一件“艰巨”的任务。后胡先生见到我，连声称赞我：你太聪明了。以后我常以此事自豪，但转而又觉得很悲哀：我也就这么点小聪明吧！到了郑州大学我给研究生上课时多次说过，你们不要在我面前耍小聪明（指借口或说谎请假、不按时完成布置的学习任务等情事），要玩就玩点大智慧。我大智慧没有，小聪明还有点，你编瞎话我可以不揭穿，但你不要以为我不清楚。于是，往往讲这个故事以证明我有小聪明并非虚言。 40“追本溯源”的研究方法 先生常说，中国近代是从古代发展来的，很多事情不追根溯源，就谈不清楚。根据先生指示的这种方法，我们在一些课题的研究中，主动践行，颇见成效。如，在研究近代缠足与反缠足问题时，我和吕美颐翻阅大量古代文献典籍和野史笔记，从探讨古代的女子穿的鞋的演变开始，又对古代“缠”的概念进行考辨，确定了中国古代缠足在宋代出现，且其时并不太普遍。二程的后代的一支中的女性就不缠足，朱熹任漳州知府时则提倡女性缠足，也说明笼统地说理学家如何如何是不够全面的。明代缠足已明显增多。到了清代，顺、康、雍三帝严令不许缠足，缠者罪及家长，但由于强大的文化逆反心理和某些士大夫的变态审美观等作用，其后，缠足在广大地区特别是在北方，达到了举世趋之若鹜的地步。我们撰写的长文《缠足与反缠足----千年历史公案及其了结》一文在《南开史学》发表后，受到学界重视。这种研究的路子，系先生所指引无疑。 41.给中国史学会的信 先生担任过两届中国历史学学会理事。第一次担任理事时，某次他从北京开完中国史学会的会议后回到开封不久，把我叫到他家，说：此次在京开会时，我和林增平先生、章开沅先生聊天中说，看到个别老先生，已经七八十岁了，还占着理事的位置不愿意下来让给年轻人。我们三人相约，趁自己还没老糊涂的时候，向史学会声明，不再做下一届理事候选人（2013年在广州中山开学术会议时，我见到章开沅先生，他证实确有此事）。说着，先生递给我他写的给中国史学会的信稿，大意是恳请中国史学会主席团答应他的请求，在下次换届选举时，不再列入候选人的提名名单。此信，由我拿到印刷厂打印，先生校阅签名之后，由我到邮局发出。但有意思的是，换届选举时，先生又被选为新一届中国史学会理事。原因是，中国史学会当时有个成文或不成文的约定，上一届的理事自然是下一届换届时的候选人。其实，先生的这一做法并非首次。早在1978年辛亥革命研究会（时称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成立时，胡先生为常务理事。后换届选举时，先生即提出自己不做新一届理事的候选人，推举荣铁生先生为候选人。先生对我说，不要恋栈不已，长期霸着一个位置，于人于己都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