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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当“较真儿”已成习惯 撰写硕士论文时，我曾引用英文版资料中杰佛逊的话。先生怕译文有误，也是让我将英文版书拿给他过目后，才放心。经先生反复训导，我也长记性了，在写关于严复天演论的文章时，我通过馆际交流从北图借来伦敦1948年版的赫胥黎文集，中英文本对照校读，多有创获。先生曾对我说，你上研究生三年，如果别的没有收获，但英语过关了，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可惜我天生愚钝，用心不专，英语始终没入门。先生做学问极较真儿。一次他写一篇论文时，怀疑马克思的一篇文章中的一个词中译本翻译有误，于是他请教了河南大学外语系美国人吴雪莉教授那个词的英文涵义，又请教了河大俄国老太太（教授，我忘记其大名了）俄文涵义。还请教了北京某专家德文涵义。因原来先生想让我与其合撰，后因故我未参与，但这件事的经过我是清楚的，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当“较真儿”已经成为习惯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先生的另一面，本不必较真儿的小事他也不放过。如，他委托学生替他寄封信，要有前提，或他已经贴好了八分邮票（当时平信邮资），或他手头有八分零钱。他怕事后自己忘了，让学生出了八分钱。但先生有个习惯，即你将信寄出后必须给先生一个回话，何时寄出，投入哪里的邮筒。又比如学生给他或师母报销医药费之后向他汇报时，要精确到元角分，光说十几元多不行，说十几元几角多也不行，必须元、角、分说完整。否则他会不尽情理地说：你这么大人了，怎么连个数目字都说不清！此类事我和吕美颐亲身经历，印象极深。是先生以此教育我们什么都要认真吗？可能，但也未必，他就是这么个爱较真儿的人，成习惯了。 23.你没仔细看书！ 1984年，中国近代史学界在山东威海召开甲午战争90年学术讨论会。先生向会议主持者戚其章先生写信推荐我参加。戚先生回信说，会议住的东山宾馆床位有限，难以安排您的学生与会，婉言拒绝。胡先生又去电话说，我的学生可以不住宾馆，只要能赴会，住外面招待所、小旅店均可。于是戚先生给我发了邀请信。我提交的论文是《甲午战争与严复》。在分组会上，我则主要谈了对中国近代史上地主阶级自救问题（时和章开沅、丁守和先生等在一个小组）。会后返开封向先生汇报。先生问：最近想点什么问题。答，在威海会上小组发言中谈了对戊戌变法性质问题的一些思考，认为那拉氏开始是支持至少是默许变法的。先生说，好。回去读王照《小航文存》，读《方家园纪事诗》（即《方家园杂咏记事》）。两周后，先生问，书看了吗？答：看过了。问：看出来王照的变法思路与康有为有什么不同吗？答：没看出来。先生很不满意，批评说：你没仔细看书！回去再看，仔细点，注意方家园纪事诗中的注释。次日遵循恩师指点，在《方家园杂咏记事》第三首诗记事中，果然有所发现。节录如下：“戊戌之变，外人或误为慈禧反对变法，其实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纯为家务之争。故以余个人之见，若奉之以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则皇上之志可由屈而得申，久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此策曾于余之第一奏摺显揭之，亦属向南海劝以此旨。而南海为张荫桓所蔽，紧执扶此抑彼之策，以那拉氏为万不可造就之物。”这条材料也成了我的一篇还算是有点影响的论文重要支撑史料之一。该论文即《资产阶级维新与地主阶级自救----关于戊戌维新性质的一点思考》，《人民日报》摘要介绍，获“卓达杯”特等奖。此处还想说明的是，一，先生读书极其仔细；二，先生或准备撰写《中国近代史新编》中的戊戌维新部分，曾经做了认真的准备。惜我只见过先生所列十数行的写作大纲手稿，至于先生还有哪些构想，有否具体撰写的手稿，就不得而知了。 24.为购书事先生到学校澡堂子找我 1983年春天某日，我正在河南大学的澡堂子洗澡，那时学校浴室真是个大澡堂子，突闻先生喊我的名字，我赤身裸体，不免一惊，何事让先生追到澡堂子来了？原来，河南大学历史系委派俩人去天津买书----是否先生主意我不得而知，也没有问过。已经定下有小泉同志，先生意思让我同小泉兄一起去，因带了不少现金俩人去好有个照应。次日便要出发，事情急迫，先生找不到我，后听说我在浴池洗澡，便一直追到了这里。我和小泉兄赴天津买书，收获不小。记得当时买书地点在天津市少年宫。该处存放不少线装书及旧版书，是文革期间收购废品收上来的，还是抄家抄来的不得而知。因当局急于将少年宫恢复为青少年活动场所，故大批量处理。我们得到消息已晚，否则真能淘到不少好书。书有的经过整理，有标价，有的成堆放着，得自己检点，且没有标价，现侃价。记得我们买的成套线装书有多种，如《皇朝经世文续编》，又有经世文二编、三编，有《周悫慎公全集》等，当时价格都不高。另外还买了一些我们认为有价值的单本书。记忆深刻的有1903年出版的吴汝伦《节本天演论》，有王锡彤《抑斋自述》中的《河朔前尘》、《浮生梦影》、《燕豫萍踪》三种等。后者经笔者四处搜罗，在李喜所兄、郑师渠兄及骆宝善先生帮助下，凑齐全部《抑斋自述》七种。与吕美颐一起点注后，搁置多年，2001年由河南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在该书前言最后，我写下以下一段话：“1979年，本人从北师大历史系毕业11年后，赴河南大学历史系师从胡思庸先生研习中国近代史。而今，先生仙逝已七年有余。回忆起先生当年对弟子耳提面命之时的音容笑貌，想起先生生前对《抑斋自述》收集、点注、出版的关心，不禁怆然泪下！谨借此书出版之机，对恩师胡思庸先生表示深深的感谢以及无限怀念之情。”先生熟谙宋元明清以来河南学术史，闲聊中也多次和我谈起河南的理学传统（按：这也是我为什么将《二程与河南理学学统说略》列入《胡门问学记》之一的原因），两三次谈到过“筱汀先生”（王锡彤字筱汀）。又：收集《抑斋自述》自与小泉兄赴天津购书始，17年后值小泉兄在河南大学出版社主政（总编辑）该书才得已出版，期间故事不少，此处不便细说，谨此向小泉兄略表谢忱。 25.先生书桌上的“警示牌” 1952年至1953年，先生先后在《新史学通讯》上发表了《平英团--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运动第一幕》及《关天培与陈化成》两篇论文。这是他最早发表的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论文。文章反映了他的学术眼光，但也给他留下了几多遗憾。特别是后一篇文章，有明显的不该有的疏漏，这对胡思庸先生刺激很大。他用铅笔将有问题处一一划出、更正，并在多处写了自责、悔恨的警语。此后他常常把刊载这篇文章的杂志放在自己的书桌上，以警醒自己。这本杂志成了先生书桌上的“警示牌”，弟子在先生家中见到过多次。 26.“最高褒奖” 胡思庸先生治学严谨，主张文不虚发，加之有十年的时间主要在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任院长，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发表的著述不算多。但学界同仁公认，他的文章是高质量的。一次，著名老一辈史学家荣孟源先生在其家中曾对我说：“胡思庸有几篇好文章”！当这话传到胡先生耳朵里时，他无比兴奋、欣慰，感到这是对他学术生涯的最高褒奖。他对学生说：“有的人一生可能‘著作等身’，并不见得能得到这样高的评价。对我来说，有这样的评价，知足了！” 我在北师大时的老师龚书铎先生1996年著文指出：“思庸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数十年，对中国近代思想史造诣尤深。他的学术论文有多篇在发表时我读过，每次读后都得到益处，留下深刻印象。思庸不是多产作者，身后弟子们为他编的学术文集有30多万字，主要论文都收入了。但他可以说是厚积薄发，不轻易动笔，写必言之有物，严谨缜密，多有创见。评论学者的成就，关键不在论著数量多少，而在于其学术水平和价值。数量很多，但无所创获，甚而粗制滥造，并不值得称道”（见龚书铎《怀念思庸》，文载《求是室文集》）。 27.先生希望我读博士 先生有个心愿，希望我研究生毕业后，攻读博士学位。1984年，先生郑重其事地把我叫到家中，对我说：学无止境，希望你有机会攻读博士学位，专业上再上一个层次。今天找你来，是想看看你有否这个愿望。如果有，我可以给章开沅先生写封信，推荐你到他那里进一步深造。给你一周时间，想好了跟我汇报。离开胡先生家，我仅想了三天，便向先生汇报，我暂不想读博了。原因是当时吕美颐因过度劳累突患甲状腺机能亢进，病情较重。两个孩子又小，家里实在脱不开。先生表示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