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丁文江的研究，中国早期文明最重要的发祥地在北纬31-40度、东经113-118度之间；这个区域包括了山西省、河南省，以及冀南、鲁西、苏北和皖北的部分地区，[1]也包含了本文所研究的整个“淮北”地区。[2]冀朝鼎认为，在汉代，淮北地区灌溉发达，已取代关中成为中国核心经济区。[3]天野元之助对中国农书中的稻作技术研究甚详，[4]对中国稻作生产的考证，对于研究淮北稻作生产的衰变有一定的参考作用。[5]大泽正昭关于唐宋变革时期农业社会史的研究中，关注江南的稻作经营，但没有看到稻作从淮北向江南发展这一演变过程。[6]郑学檬认为，南朝时期，江南经济仍属于开发阶段；至唐时，其发展水平仍不及北方。[7]这些成果均对本研究有启发作用，也是本研究的基础。
    一、淮北籍皇帝：“啖馍”还是“食米”
    林语堂写道：中国“历代创业帝王，几从无出自大江以南者。相传食米之南人，无福拱登龙座，只有让那啖馍馍的北方人来享受……这个开业帝王的产生地带，倘以陇海铁路为中心点，它的幅径距离不难测知。汉高祖起于沛县，即现在之徐州，晋室始祖起于河南，宋室始祖起于南部河北之涿县，明太祖朱洪武出生于安徽之凤阳”。[8]除上述创业帝王刘邦、朱元璋外，像曹操父子（沛国谯人）、南朝宋高祖刘裕（彭城县人）、五代梁太祖朱全忠（砀山人）、南唐烈祖李昇（徐州人）也均为皖北或苏北人。南朝齐太祖萧道成，世居沛地，因中土战乱，举家迁居武进县。[9]南朝梁武帝萧衍，与萧道成同宗同籍。[10]顾祖禹写道：“自秦以后，东南多故，起于淮泗间者，往往为天下雄。”[11]
    但这些帝王真的是啖馍长大的吗？
    诚然，明后期至林语堂生活的民国时代，淮北俨然是稻米生产的禁地。中外学者共认淮河为水田和旱田的天然分界线。胡焕庸指出：“淮安以南为水田，淮安以北即为旱田，界限非常清晰。”[12]一部地理学著作开宗明义地指出：“淮北是杂粮分布地，江南北是米的分布地。”[13]美国学者认为：“苏北的清江浦和淮安是大片水稻区的极限。”[14]
    考查各地方志，明清以来，淮北地区要么根本无稻，要么仅有极少量种植。徐州府，“惟稻种最罕”。[15]直到民国前期，铜山稻田因“水利未兴，不能播种”。[16]萧县“旧不种此”。[17]睢宁，“不宜稻产”。[18]宿迁县，“下隰之稻，百不及一”。[19]太和县，“无水田”。[20]沛县“少稻”。[21]民国前期，《申报》指出：“淮北出产，米最少。”[22]在对淮海各县农产品的调查中，涟水、赣榆两县根本不产稻。[23]淮阴县的方志称该县产稻，但特别注明：“秋季老子山有籼稻，称南河米，他处无之。”[24]1921年，东亚同文会对江苏米产的调查，产地中未列淮安、徐州和海州。[25]山东济宁、韩庄、临城、夏镇、金乡、嘉祥、鱼台、单县、滕县，也无一出产稻米。[26]另据日本有关机构在1943年的调查，凡在淮河以南的江苏江北各县，均出产稻谷，而处于淮河以北的县份则无稻米出产。[27]
    1934年，一位外国学者写道：“中国北部地区有数以千万计的人每年吃不上一两顿米饭。在南部地区，情况则截然不同，因为米饭基本上每顿都能吃到。”[28]1935年，淮北国民党党务部门指出：“在江北能够吃米的人家，根本很少，而且就是有的，往往都备着请客时才用。”[29]
    安徽的情况与江苏如出一辙。学者指出：“安徽南半属于水稻生产区。此区以北至淮河一带，为水稻小麦区，稻麦轮种，两者皆有生产；淮河以北，方以小麦生产为主。”[30]
    这样看来，林语堂所说的淮北开业帝王“啖馍”的断语似乎非常正确。
    但若从长时段考察，那些开业帝王生活的时代，淮北社会经济情况与林语堂时代恰恰相反，米应是他们的主食之一。
    在宋以前，淮北是鱼米之乡。
    自远古至唐朝，鲁南、豫南、皖北、苏北均为中国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尚书·禹贡》称淮北的中心“徐州”地域：“厥田惟上中。”[31]除雍州（主要是周以前的关中）外，这里是九州中最肥沃的地区。同书云：“蒙、羽其艺。”一般认为蒙山和羽山在鲁南和苏北地区，在远古时代，这里也是中国开发较早的地区，“素饶井田之利”。[32]据《禹贡锥指》，青州、徐州的水利均非常发达，“莫与为匹”。[33]“沂州东南芙蓉山下，有湖溉田数千顷，香梗亩钟，古称琅邪之稻”。[34]灵璧“职方言谷宜稻麦，然则三代盛时，此地称沃土矣”。[35]《太平寰宇记》称凤阳府“其食秔稻，其衣纶布”。[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