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传统中央政府的本质来说，很难断定是某一特定的阶层或阶级利益的代表，但毫无疑问，拥有巨大经济势力的利益集团则可以运用自身的优势，造成国家基本政策的偏向，以获取更大的利益。农民在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有这样的能力，而商人集团却很容易做到。[155]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盐业向来是国家最重要的商业之一，也是最大的暴利行业。盐商在每个阶段均积累了足够的资本来交换政治资源，商人的财富甚至可以直接用来购买官衔或官职。[156]1751年3月6 日，乾隆的上谕中称：“朕巡幸江南，两淮商人踊跃急公揖输报效，地方官一应公务，俱于此取给。可信其无丝毫扰累闾阎。”[157]那些报效的商人“各按其本身职衔，加顶戴一级”。[158]1757年3月2l日，他发布上谕，再次对两淮商人予以嘉奖，对原有职衔已达三品的商人，均赏给奉宸苑卿衔；未至三品的商人，各加顶戴一级。[159]除封衔加爵外，还大量给予经济上的利益。次日，乾隆再颁上谕，“著再加恩，自丁丑纲（1757年）为始，纲盐食盐，每引加赏十斤，不在原定成本之内，以二年为限”。[160]仅此，就使商人获得了数千万斤的无税之盐。乾隆二十七年二月十四日（1762年3月9日）对两淮巨商进行了更大的奖赏，已加奉宸苑卿衔的黄履暹、洪征治、江春、吴禧祖，再加一级；已加按察使衔的徐士业、汪立德、王勖，加奉宸苑卿衔；李志勋、汪秉德、毕本恕、汪焘，各加按察使衔；另外，赏程征启六品职衔，并给程扬宗、程玓、吴由玉、汪长馨各加一级。[161]
    在国家政权的支持下，盐商拥有许多行政权力。江淮、两浙盐商，一向有管理上场、下河等伙计的职责。[162]运商还拥有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对一般私贩和私盐进行查禁的特权。[163]1746年，场商获得了更大的权力，他们可以直接逮捕灶丁。另外，税收、救济、户口登记和保甲事务均归场商管理。[164]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盐商“竟俨然如专制时代之帝王，于其权力所支配下之岸区，可以自设巡兵，检查行人，任意加捐，剥夺民财，限制民食，垄断市场”。[165]
    中国封建意识形态，多强调重本抑商。但在实际生活中，商人出现亏损时，最高统治者常常要“优商”、“恤商”；与之相比，只要不发生重大灾难，造成农、灶等流离失所，饿殍遍野，最高统治者很少在农家收成下降时优恤农灶。[166]
    因此，在淮北这样的地区，经营商业的最大本钱是行政权力的支持。这里商业不振，不是淮北人真的不善经商，而是当地人缺乏权力的支持。从清初开始，淮北盐场的所有权被委托给了盐商，使之对生产的控制越来越严，这就意味着外来者而不是淮北的本地人享受越来越多的零售和趸售之利。[167]佐伯富指出，淮北盐场中的豪灶，多系来自徽州、山西、陕西等地的外地人。[168]
    这些盐商很容易利用其掌握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把商业活动扩大到盐业以外的行业。清初，盐务管理较严，不少徽籍富商来到安东，使得该县“著姓相望”。到光绪年间，官盐滞销，私贩猖獗，安东的商人多投资酿酒、榨油等业。[169]
    尤为重要的是，在淮北地区，像钱庄、典当之类的金融业基本上控制在盐商手中，淮北本地民众显然无法像徽商那样可以便利地得到金融业的资助。这就不难理解，即使淮北的其他行业，也多为与盐商关系密切的商帮所控制。称为临淮关商业上的“金字招牌”金玉成商号，乃徽州人创办。[170]砀山城乡尽人皆知的杂货店有三隆（永隆、晋隆、洪德隆），其中以洪德隆实力最为雄厚。[171]该店属于徽州帮，在雍正年间来到砀山，到20世纪20年代，传了10代人。该店有瓦房30余间，从业主到学徒（包括做糕点、酱油、醋的师傅）盛时达30多人。[172]砀山的江恒大茶庄，由自幼生长于皖南茶乡的江浚源创办。[173]丰县的商业，70％由山西人经营；本县人经营的不到10％，且多请外地入主持经理。[174]沭阳县，“在清季时商业，多为山东、山西、徽州、镇江等处人所经营”。[175]
    如果说合法商业必须得到行政权力直接支持的话；不法商业活动同样需要行政权力的间接支持。不论通过合法、还是非法手段，一般的有权者极易成为成功的商人。
    苛重的盐课使私盐利润极高，但贩卖私盐所需的最大本钱并不是黄金白银，而是权势。史称：“江淮间虽衣冠士人，狃于厚利，或以贩盐为事。”[176]豪绅往往是贩私活动的组织者和最大获益者，“贫灶余盐必藉富室乃得私卖，富室豪民挟富负险，多招贫民，广占卤地，煎盐私卖，富敌王侯”。[177]安徽、河南部分地区正是淮北食盐的销售地。据包世臣言，淮北风、颍、泗一带，盐枭建立了守卫坚固的圩寨。巨枭“常聚集数百人，筑土开濠，四面设炮位、鸟枪、长矛、大刀、鞭锤之器毕具”。[178]
    徐州一带是近代中国鸦片产销中心。1891年，由萧县、丰县、沛县、砀山县等运到镇江的鸦片即达6300余担。[179]1933年担任铜山县长的王公玙指出：“徐州为贩毒中心。”[180]晚清至民国年间，贩卖鸦片属于半合法行为，豪绅更顺理成章地参与其事。清末，大户郑家独占涡阳雉河集北大桥头，开设烟土行和烟馆等。[181]在东海、沭阳、灌云、响水等地占地数千亩的马联甲，[182]任安徽省督军时，“亲自出巡，督铲烟苗”。陈独秀道破了其中奥妙：“马联甲所有存在蚌埠的烟土还有六十万，将来烟苗铲尽，土价必涨。”[183]白宝山在海州时，通过把兄弟郭海山等人，进行大宗鸦片走私，每年以数百箱计。[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