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者通过对淮北地区光热、降雨等气象资料的分析，认为淮河流域水稻兴衰与历史上物候的波动没有什么关系，而是水患所造成的。[82]也就说，淮北地区无法种植水稻主要是因水资源无法利用、而非水资源不足。农学家认为：“水的不足，对于米比较总合其他一切灾害，给与更大的损害。但是，和水的不足一起及在他之后，水的过多令米受到的损害也甚于一切。而且十分确凿的，在东方水灾和暴风雨所摧残的米是多过意大利和美国两国米的总收获。”[83]
    尽管如此，在高家堰修筑以前，淮北不少地区仍有水稻生产。也就是说，即使是淮北籍的最后一位开业帝王朱元璋，也是有条件吃上大米的。鲁西南沂州、滕县、嘉祥等地，在明代时尚产优质稻米。[84]太和县，稻“昔曾多有种者”。[85]苏北宿迁、沭阳、赣榆等地，清初漕粮尚征粳米。至康熙年间靳辅治河时，“为黄河漫溢，田地皆成沙土，止产粟米”。清廷才被迫在这里改为征粟。[86]
    厘清淮北开业帝王究竟是“啖馍”还是“食米”，不仅仅是为了反驳一项伪命题，而是从稻米生产的变迁管窥整个淮北社会经济的逆向转型，以及社会发展的另一种模式：社会衰退。
    二、淮北雇用劳动：资本主义种子，还是传统秧苗
    20世纪30年代初，陈翰笙指导的学者通过对邳县6村281户、盐城7村157户的调查，认为：“在江苏北部农村中，富农是一个主要的社会层。这些经营规模较大且雇有长工或短工的富农，即通常被认作资本主义在农村中的种子的富农，在盐城、启东及邳县都占有重要地位……一到常熟，富农便少见了。”[87]
    中共早年在苏北策动革命时，也把富农视为非常强大的力量。[88]
    富农真的是淮北的主要社会阶层吗？
    更缜密的调查和分析表明，淮北的社会实情与前述说法均截然相反：这里大地主非常之多，富农在皖北和苏北反而相对较少，[89]淮北社会结构更像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形，这里相对缺乏的就是户均占地50-100亩的富农式中产阶层。
    20世纪30年代认为富农是苏北主要社会阶层的《江苏省农村调查》对盐城富农和地主的定性显得极不严谨，如该书划定的盐城25户富农，户均土地66.44亩、人均10.58亩。而该书划定的地主户均土地仅33亩、人均5.5亩。[90]地主人均占地不到富农人均占地的52％。相反，该书对盐城盐垦区社会构成的描述则更接近事实：“土地关系有异样的表现：一方面是具有大地主资格的盐垦公司，一方面是许多赤贫（指无土地而言）的佃户，两个不再有中间层存在的社会层，对立得异常清楚。”[91]这里明确地说明盐垦地区基本不存在富农这一“中间层”，显然与前述说法相牴牾。
    一般说来，富农户数，要远少于贫、中农的户数，这在各地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淮北，富农的户数还少于地主的户数。详见表1。
    据表1，7县地主的总户数相当于富农总户数的116.8％。真正地处淮河以北的淮阴、涟水、宿迁、邳县、新沂、沭阳6县中，竟有5县（仅涟水除外）地主户数多于富农户数，6县地主总户数相当于富农总户数的150.7％。
    这种情形在皖北地区同样得到印证。据中共皖北区党委政策研究室的调查，在皖北，许多地方地主的数量远超过富农。阜阳的富农和佃富农之和有147人，地主则有166人；颍上、亳县的地主均超过富农的数量；来安地主达62人，富农与佃富农加在一起仅有2人。以上四个地区，地主共528人，富农仅383人。从人口数量来看，富农相当于地主的72.5％；从占地比重来看，富农仅相当于地主的12％。[92]
    令人惊讶的是，有的地区竟无一例富农和小土地出租者这样的“中产阶层”。据1950年中共苏北区农村工作委员会对大丰县的调查，土地改革前，作为典型村的该县大中区和瑞乡第八村有2户地主，但无一户富农。[93]盐城、沭阳等地有少量的地主，但绝大多数为贫农和中农。
    其他与淮北相邻的地区，情况多少有些相似性。彭慕兰的研究表明，毗邻徐海地区的鲁西南地区的大地主掌握着社会权力，富裕的中产阶层几乎没有，而鲁北的中产阶层则较普遍。[94]豫北地区，“富农比较发展”。就占地千亩以上的大地主而言，豫北修武、新乡、滑县等地有11户，占总户数的0.68％；豫中许昌、郾城、鄢陵、临颍为5户，仅占0.31％；而地处淮河岸边的信阳与另一县镇子即达16户，占总户数的4.08％。[95]
    在淮北，富农式的中间阶层是最难以生存的。[96]
    不可否认，经济实力较大的豪绅地主是土匪觊觎的目标，像淮安籍台湾作家司马中原塑造的“安大户”即如此。[97]但权势巨大的豪绅地主一方面可以运用军事力量来保卫自身的安全，这是普通小农所无法比拟的。另一方面，豪绅地主掌握的权力和经济资源，使其有着充分的力量与土匪相互制衡，从而达到相安无事。1928年中共徐州区委工作报告中说：“土匪因为大地主有坚固的圩子、雄厚的武装，没有办法对付，往往同地主勾结，而反过来向些自耕农出火，土匪所至自耕农没有不破产的。”[98]在睢宁，“土匪架人，受害最深的是中农、富裕中农、富农、二三顷地的小地主。也就是无权无势最为老实的农户……大地主有坚固的圩寨和自己的武装，土匪不但不敢想，有时紧急，还要到他们家避风呢。”[99]20世纪40年代姚雪垠的长篇纪实小说《长夜》描写蹚将（土匪）攻破一个村庄时，一座豪宅外的水池中，“横七竖八的躺着许多小孩的尸体”，[100]而大地主“刘大爷”却“没有膛将去动一根草，人也没伤害一根头发”。[101]至于像“七少”之类的人物，连土匪都不敢惹他，甚至要巴结他。[102]在这样的社会中，富农相对较少、甚至难以存身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