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淮北与富农密切联系的雇工经营，被认为远较苏南普及。汪疑今写道：
    在江苏许多地方，特别是淮北一带，小农们在富农经营里找到了雇工的工作，取得工资，以购买自己必需的工业品。另一些农民，特别江南一带小农則在资本主义的新家庭工业中，找得副业，以维持其小经营。[103]
    从雇用劳动的表象来看，似乎是一个非常背谬的现象。江南在明清就以工商业发达著称，近代更是中国资本主义产业最集中、最发达的地区；而淮北的资本主义产业却寥若晨星。为什么江南的雇用劳动反而远逊于淮北呢？
    明清以后，淮北农民素有“下江南”的习惯。许多农民，“游行各地，以待出雇”。[104]“良者往南佣工，黠者流为盗匪”。[105]
    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江南有许多无主土地。1864年冬，南京等长江下游许多地区设立移民局，鼓励苏北农民向江南流动。[106]现代工业兴起后，江南人大都不愿从事农业生产。无锡人常说这样的话：“种田是阿末条路，只要有点办法，总勿会在家。”[107]江南地区居民不愿种田，但为苏北等地农民提供了从事农业工作的机会，这是苏北劳动力进一步流动的诱因。[108]据对江南租册的分析，有许多江北客民取代了以前的佃农。[109]据中国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在1926年的调查，“江南各地的雇农，小部分是本地人，大部分是江北人”。[110]据学者们1998年对南汇县果园镇庙港村的调查，发现这里原住居民“以苏北人居多，也有从其他外乡来的”。[111]
    苏北人是上海最大的移民人口之一。到1949年，苏北人约占上海500万总人口的1／5。[112]1935年前后，“江北贫民，来沪谋食者，不下数十万人，大都充当最辛苦之劳动生涯”。[113]据调查：“江北地区后来成为上海、南京工业和城市各种企业非熟练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之一。”[114]
    表面上看，淮北地区的雇用劳动者确实很多，这对把资本主义简单地视为雇用劳动的学者来说，很容易认为淮北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比江南地区发达。其实，这完全是误解。现代经济的发展，使江南农村居民已不再是传统的农民，他们不再依附于土地。而苏北地区的移民，尽管身在江南地区，但不论其技能上还是身份认同上，多仍是传统的农民。
    与淮北等地的体力劳动较发达相比，江南地区的智力劳动显然更加发达。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织布业极一时之盛，苏北竟很少有织布之家。[115]地方政府在苏北地区曾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推广织布，聘请的技术人员和教务人员全部来自江南地区。
    明朝时泗州知州汪应轸，“买桑植之，募江南女工教以蚕缫”。[116]在淮安府，乾隆年间，“山阳令金秉祚、知府赵酉皆尝劝谕土人以植桑、种棉、习纺织为务”。[117]聘请教师时，认为“纺纱织布，大江以南，惟松太二处、东乡一带居民，讲求至精……请于彼处选募谙练者二十名，到淮悉心教授，其辛力饭食，每名应给银二十两”。[118]道光年间周际华任兴化县令时，“设为纺局”，从丹徒、常州等聘请左尚桂等女子来兴教习，在陈公祠设局捐机床2架、纺车30架及棉花等物。凡到局学习的女童，“本县捐给饭食，先教之纺，后教之织”。[119]
    到了近代，随着工业的发展，上海率先成为全国智力劳动者最为密集的中心，智力劳动者向苏北移动的现象非常明显。[120]苏北南通大生纱厂的创始人张謇写道：“我国之有纺织业也，缘欧人之设厂于上海始。欧人之始设厂，辄募我十数不识字之工人，供其指挥；久之此十数工人者，不能明其所以然，而粗知其所受指挥之当然。由是我之继营纺织厂，即募是十数工人者为耳目，而为之监视其工作者……强半从是十数工人而窃其绪余。”[121]1905年，张謇建设南通工程项目时，同样从宁波招收了大量的技术工人。[122]
    徐州“南方帮”技术工人的始祖包东升，浙江宁波人，自幼在上海机械行业学钳工技术。到徐州后，为张勋修理武器和筹办电灯厂，并于1917年成为徐州电话公司的主要技术人员。[123]1914年，徐州首家电灯厂中，操作发电设备及安装线路的技术工人黄美茂，上海浦东人，原在上海闸北水电厂工作；徐仁根，宁波镇海人，自幼在上海学习机械技术。“黄美茂和徐仁根到徐州后，为了开展工作，又陆续在上海找到一些技术工人”。[124]徐仁根后在徐州电灯厂机器间任技术工长。1923年在徐州创办慎昌五金机器厂，为徐州第一家民营机械企业。[125]这家企业培养出许多技术骨干，如山东济宁拖拉机厂长章文灿，河南郑州柴油机总厂工程师曹景武，上海冶金矿山机械厂工程师栾品来，徐州风动工具厂工程师李连根，徐州农机厂工程师王炳华，徐州电力修造厂厂长赵创庆等。[126]南方帮人物王步礼除参与创建电灯厂外，还在徐州协助开办宏裕蛋厂。[127]
    徐州最早的咸利元肥皂厂创办及技术人员人王朴山，原籍镇江。自幼在上海卜内门公司肥皂厂工作，对各种制皂技术非常熟练。[128]
    就雇用劳动的发达程度而言，江南亦远胜淮北。上海附近的农村人口改变职业成为工业工人的现象非常突出。在上海纱厂中，甚至年老的妇女也可在粗纱间工作。[129]据调查，当时形成这样一种趋势：“工厂男工们，很少住在村中，因为他们搬出去居住，以靠近工作场所。他们留下父母在家看门种田。”[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