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根据文字训诂，认为水稻为秦之先人大费在7800年前于鲁南、苏北等地首先培育而成。[37]近年来，学者们根据淮河流域贾湖等遗址出土的距今7000-8000年古稻谷（米）等物，认为长江一淮河上游最有可能是中国稻作的发祥地。[38]在江苏赣榆盐仓城龙山文化遗址等地也发现了栽培稻的遗迹。[39]总之，在距今7000年之后，淮河流域已普遍掌握了稻作栽培技术。[40]
    公元前300-公元300年（秦汉时期），徐淮地区的稻作水平要高于苏南地区。[41]汉以后的文献中，述及野生稻的地点，包括徐州、宿州、蒙城等处。[42]《说文解字》称：“沛国谓稻曰稬。”[43]“襖”即“糯”，可见沛县曾是糯米的产地。
    东汉（25-219）时，汝水和淮水之间散布着众多的陂塘。[44]东汉建武十八年，汝南太守邓晨兴修鸿郁陂数千顷田，“鱼稻之饶，流衍它郡”。[45]建安（196-219）初，陈登为徐州典农校尉，“秔稻丰饶，遂成沃土”。[46]魏文帝（220-226）时，郑浑为阳平、沛郡太守，在萧、相（今安徽宿县西北）两县边界，“兴陂遏，开稻田……比年大收，顷亩岁增，租人倍常，民赖其利，刻石颂之，号曰郑陂”。[47]曹操与袁绍相争时，沛人刘馥任扬州刺史，兴治芍陂等，“以溉稻田，官民有畜”。[48]《水经注》引《地理志》云：汝南郡有富陂县。再引《十三州志》曰：这里“多陂塘以溉稻”。[49]在汝南、颍川长大的魏将邓艾，成年后做过稻田守丛草吏。[50]宣帝（240-253）时，邓艾北临淮水，自锺离而南，横石以西，尽沘水400余里，置营佃守。并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300余里，溉田2万顷，淮南、淮北连成一片。[51]晋惠帝（290-306）时，石崇镇下邳，开崇河，“运盐米，溉农田”。[52]
    南北朝（420-580）时，泰山以南，南至下邳，“左沭右沂，田良野沃”。[53]仅从耕牛的拥有量来说，“计千家之资，不下五伯耦牛，为车五伯辆”。[54]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444）诏称：“徐豫土多稻田。”[55]魏太和四年（480），薛虎子任徐州刺史，上言“徐州沃壤，清汴通流，足盈灌溉。其中良田十余万顷，若市牛分卒，兴力公田，必当大获粟稻”。这个建议被孝文帝所采纳。[56]梁天监二年（503），潼阳（今沭阳）张高等500余人，开凿沭水，引水溉田200余顷，俗名“红花水”。楚州白水塘（今洪泽湖）的石鳖城，“田稻丰饶”。[57]
    隋文帝（581-604）时，兖州刺史薛胄在沂泗地区建石堰，“陂泽尽为良田，又通转运，利尽淮海，百姓赖之”。[58]唐代河南道农田灌溉工程的全面修治，推动了稻作农业的恢复。开元年间（713-741），张九龄任河南开稻田使，“于许、豫、陈、亳等州置水屯”，广开稻田。[59]淮北忠武节度使赵翊根据邓艾故迹，决翟王渠，“溉稻利农”。[60]
    史上有“江淮熟，天下足”之谚，淮河流域实际上比长江流域更富裕。祖咏《泗上冯使君南楼作》称：“井邑连淮泗。”[61]张籍《泗水行》：“泗水流急石纂纂，鲤鱼上下红尾短。[62]四张子容《九日陪润州邵使君登北固山》称：“徐州带绿水，楚国在青霄。”[63]刘长卿《泛曲阿后湖简同游诸公》称：“春风万顷绿，映带至徐州。”[64]卢纶《送吉中孚校书归楚州旧山》云：“渔村绕水田，澹澹隔晴烟。”[65]
    唐人涉及淮地的诗，稻是其经常描写的风物之一。朱庆馀《送淮阴丁明府》：“鸟声淮浪静，雨色稻苗深。”[66]刘禹锡《送李中丞赴楚州》：“万顷水田连郭秀，四时烟月映淮清。”[67]白居易《早发楚城驿》：“荷塘翻露气，稻垄泻泉声。”[68]李嘉祐《白田西忆楚州使君弟》：“鱼网平铺荷叶，鹭鸶闲步稻苗。”[69]许浑《淮阴阻风寄呈楚州韦中丞》：“刘伶台下稻花晚，韩信庙前枫叶秋。”[70]
    就唐诗描写的稻作而言，淮北其他地区情况差堪相似。王建《汴路水驿》：“蛙鸣蒲叶下，鱼人稻花中。”[71]
    宋以前，颍州府“土沃民伙，有鱼稻之饶”。[72]宋人有“千里秋风淮浦”之语。苏轼在《再过泗上二首》中称泗地：“黄柑紫蟹见江海，红稻白鱼饱儿女。”[73]宋刘子寰《醉蓬莱》称：“淮海维阳，物华天产，未觉输京洛。”[74]这验证了民谚：“走千走万，比不上淮河两岸。”
    今日的鱼米之乡江南地区在唐以前，无法与淮北相比。河道总督靳辅指出：“江南之苏、松、常、镇，浙江之杭、嘉、湖等府，在唐汉以前，不过一泽国耳。”[75]三国时淮南乃至苏南地区的稻作技术相当粗放，还处在不耕而种的发展阶段。东汉时代在沛县一带广泛种植的糯米，直到南北朝时苏南地区尚未种植。[76]
    自宋以后，淮北自然生态与农业条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明清以来，为保祖陵和运道所进行的大规摸水利工程，对淮北的危害令人触目惊心。在几乎没有落差的淮河中游平原地带，人工修造了巨型水库洪泽湖，以“蓄清刷黄”。到清后期，洪泽湖常年的蓄水面积近4000平方公里。[77]在1855年黄河改道以前，此湖的功能被严格限制为保运道，原来的良田沃壤成了年年吞没成千上万百姓生命的恶土。有人写道：“淮河流域居中国之腹，以黄淮时并时分，地形变迁，农业破坏，影响于中国最大。”[78]
    1909年翰林侍读学士恽毓鼎奏：“自魏晋以来，类皆开渠以施灌溉。滨淮田亩悉成膏腴，历史著为美谈，案迹至今未泯。”[79]民国前期，以陂塘而闻名的淮北地区，“陂利久不可考矣”。至此，“淮北平原数十万方里古代沟洫之制，荡然无存，河渠尽塞。水至则泛滥无涯，水去则赤地千里”。[80]这种惨状的形成，相当程度上是人为造成的。正如宗受于所指出的那样：“论者惟归咎于黄河之破坏，而其实半由人事也。”[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