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此，我们认为，淮北商业的衰落并非这里百姓真的“贱商”，毕竟这里诞生过管仲这类伟大的商家。淮北流行这样的俗语：“谁也不会跟钱过不去。”普通人不愿经商是因为他们缺乏经商最重要的资本--行政权力；相反，掌握各种权力者很容易成为成功的商人。政府并非对商业真的抑制，更像是出于垄断。剥夺和限制平民的正当经商权利，是为了维护权商的经营特权。而政府对平民的侵权行为，却被学界长期误认为是抑制商业这个行业，并与“重农”联系在一起，实在是极大的误区。简言之，在传统中国，国家政策或权力部门“重视”或“抑制”的并不是某些特定的行业，而是特定的群体。那些特权群体，不论是经商还是力农，均会受到重视和优惠；反之，平民群体在任何行业都会受到抑制和侵害。
    结语
    在传统社会，行政权力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它在“顾全大局”的政治幌子下，把淮北视为局部利益而长期牺牲掉。在皇朝定鼎中原之时，淮北基本上属于国家的核心地区，这里水道密布，无人强行改变其自然生态，各种生产条件非常优越。那时，淮北是全国的粮仓，是鱼米之乡。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以来，由于权力的不当干预，淮北自然生态遭到严重摧残。尽管有着极为丰富的水资源和广袤的平原，却无法提供水稻所需的基本条件，致使水稻种植区南移到淮河以南地区。淮北在隋唐时的核心经济地位，到明清时已完全被江南所取代。
    在淮北，行政权力决定人的社会地位，掌握着财富的分配，使社会中的有权者（或与权力关系密切者）和无权者形成界限极为明显的畸富与极贫阶层。极贫阶层沦为雇用劳动者，但它们在淮北所承受的是封建性的超经济剥削，极低的劳动力价格只能维持劳动者本人最低的生存需要，无法满足劳动者的发展需要。当这些雇用劳动者来到江南资本主义市场时，他们被封建主义超负荷压榨所造成的低素质，使他们无法成为资本主义的雇用劳动者，只能成为传统意义的苦力。
    尽管封建政治历来强调“重农抑商”，但高度集中的行政权力不可能真正代表既无话语权、又无其他寻租资源的平民的利益。没有程序化监督的掌权者，天然注定会被富裕集团所收买，必然沦为掌握经济资源的商人集团的代言人。因此，这个社会的实际政策与政治原则往往南辕北辙。就其实际，在传统中国，经商实际上是一种特权，是一种需要行政权力积极参与的垄断行为，政府通过剥夺和限制平民正当的经商权利，更好地维护了权商的垄断利益，造就一个附属于行政权力的利益集团。因此，在中国，“抑商”与“重农”实为风马牛不相及之事。在商业不兴的地方。农业也同样不会发达。
    如果说上述现象是淮北社会的“畸态”的话，这种畸态的根源就在于行政权力对社会的绝对统治。行政权力没有为淮北社会提供必要的管理与服务功能，并发展淮北的社会生产。在社会资源分配中，有权者当权不让地攫去了最大的份额，使无权者普遍贫困。
    注释：
    [1] V.K.Ting，Prof.Granet‘s La Civilization Chinoise，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I.xv，No.2，July  1931，PP.268-269.
    [2]关于“淮北”的定义，参见马俊亚：《从武松到盗跖：近代淮北地区的暴力崇拜》，《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3] Ch，ao-ting Chi，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As Reveal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Works for Water-Control，New  York：Paragon Book Reprint Corp，1963，PP.86-87，94-95.
    [4]参见天野元之助：《陳剪の<農書>と水稻作技術の展開》（上），京都《東方学報》第19册，1950年12月；天野元之助：  《陳剪の<農書>と水稻作技術の展開》（下），京都《東方学報》第21册，1952年3月。
    [5]参见天野元之助：《中國農業史研究》（增补版），東京：御茶の水書房，1989年，第89-138頁。
    [6]参见大泽正昭：《唐宋变革期農業社會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6年，第197-234頁。
    [7]参见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11、14页。
    [8]林语堂：《吾国与吾民》，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第17-18页。
    [9]参见萧子显撰：《南齐书》卷一“本纪第一·高帝上”，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页。
    [10]参见姚思廉撰：《梁书》卷一“本纪第一·武帝上”，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页。
    [11]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第1册，上海：中华书局，1957年，第960页。
    [12]胡焕庸：《两淮水利盐垦实录》，南京：中央大学，1934年，第7页。
    [13]李长傅：《江苏》，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序”第1页。
    [14] George Babcock Cressey，China’s Geographic Foundations：A Survey of the land and Its People，New York and London：McGraw  -Hill Book Company，Inc.1934，P.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