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1929年对上海附近50个农家工资收入者的调查，每户农家的平均人口为5.1人，工资收入者的平均人数为2.2人。[131]也就是说，这个地区农家的主劳力大部分变成了城市工资收入者。
    据上海农村一老年居民在1929年的回忆：
    工厂开始在附近设立的时候，经营者派人到村里招工，有些人放弃农活进入工厂……后来，工厂招收女工，在这里招了许多人，于是只剩下我们这些习惯于干农活的老年人在家种田。因为许多人移居城市，村庄日益缩小了。[132]
    有些家庭还用工资购置了田地。1919年有人对上海附近乡村进行了调查，事后写道：
    在下前天，在近乡一个工人家里，考察考察，看见有两个年老的人，一男一女大约是他的父母，在家里管理种种琐屑的事情。那少年和中年的男女，大概也有四五口，却都在厂里头做工，赚来的工钱，除去了家常费用外，很有些积蓄。他的母亲，指了指屋外的五六亩田地，和我说：“这都是我们几年做工省吃省用省下来的。我今年来因为有些聋肿了，那儿媳们体量[谅]我，叫我在家做做轻松的生活罢，所以就不到厂里去了。”[133]
    江南其他城市工业的发展，同样形成巨大的劳动力市场，吸引乡村人口向这些城市迁移。
    淮北农民沦为雇用劳动者的主要原因是这里生存资源严重缺乏。1943年，淮北地区每年人均缺粮172斤。由此造成劳动力的价值极为低下。许多地区的雇用劳动者工价只合畜力的一半。[134]据江善夫回忆，1911年，他目睹了宿县饥民抢饼的情形：
    有一个乡下农民，卖了一挑柴，买了几块饼，因被饥民夺走，便直追不舍，由于彼此均以饥寒无力原故，跑起来非常缓慢，最后夺饼的饥民竟跑到厕所里，用人粪涂抹在饼上，希望能终于获得这几块饼，可是这个追逐的农民，他并不囚饼已涂上人粪而放弃不要。相反地是将夺回之饼用水冲洗一下放在怀里带走（这件事是我当时亲眼看到的）。[135]
    更多的农民到富人家做工，“只吃饭不拿钱，因为这里的劳力太不值钱”。[136]不少地区土匪与雇工是同源的。如淮安，“荒岁失收，贫无生计，良者往南佣工，黠者流为盗匪”。丰县，“境内无业而贫苦之民众颇多，铤而走险者，即流为匪徒，季夏青纱障起，尤为土匪猖獗之秋”。邳县，“游民充斥，盗贼横行。贫民迫于生活艰难，往往与盗匪勾结……江北徐海各县，情形大致相同”。宿迁，“连年盗匪猖獗，到处骚扰，其源即由于一般贫民失业而无生计，因无生计而迫不得已，流为匪类”。灌云，“贫民特多，转徙四方者，为数颇众，而流为盗匪者，亦不在少”。[137]
    即使在江南的苏北籍雇工，也多予人以四肢发达的印象。“江北土硬，徐海一带，民性体壮而多膂力，易发怒重实行，而短于想像力”。[138]早期由于漕船极为笨重，“非膂力强盛熟于驾驶者不能得力”，因此，“江、浙水手向系江北、山东等处外来之人揽雇承充”。[139]这些人常被视为不稳定因素。在浙江的山东、河南籍水手，客栈和饭店不敢容留。[140]有些人在江南地区，甚至暗携器械，恃众行凶，遇到机会更是大肆抢劫。[141]
    因此，“在上海的绝大多数苏北人不属于工业无产阶级的行列，而是属于苦力劳动者”。[142]留在淮北的雇工更没有享受到资本主义劳动市场的条件，其劳动力价格根本不能体现其劳动力的价值，不能满足除了劳动者基本的生活需要外，还必须满足劳动者本人身心发展及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一句话，淮北的雇工绝大多数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雇用劳动者。
    三、国家政策：抑商，还是重商？
    中国传统的国家政策向来被认为是重农抑商。明清至民国年间，淮北的商业一直处于衰微之中。如汝阴人，“率性真直，贱商务农”。[143]灵璧县，“男无工贾，女无纺织”。[144]临淮地区，“土俗俭朴，民生纯厚，力农者多，逐末者少”。[145]泗州，“城内之民不商”。[146]淮安府，“行商坐贾，非所素习”。[147]民国年间的丰县，“绝大多数人之天性，最不善经商”。[148]沭阳县，“农务广，耕地多卤莽，无经商技艺，不肯轻去其乡”。[149]据1930年调查，在丰、沛、萧、砀4县，“不能见到比无锡、苏、常一小市镇上那么多的店铺。”在东海、赣榆、灌云、沭阳、涟水、泗阳县城，“也相仿佛”。在邳县县城，“如同走人乡村一样，人民都在耕作”。[150]面积相当于无锡县3倍的邳县，全县商业资本的总额，只相当于“上海的一爿小商号而已。”[151]
    有位江南人写道：“江北俗朴愿，往往胜江南。然偷惰不肯事工商事。”[152]
    相反，商业相对兴盛的地区，普通民众似乎并未受益，而是视商业为致贫之本。清河县交通极为便利，具有发展商业的优势和基础，但史称：该地“地通南北，小农去而贩，大农去而贾。贪多取赢，则折阅随之，故城市贫于官，乡野贫于商”。[153]
    由此看来，淮北的商业似乎受到了“抑制”。但与之相对应的农业，事实上衰败得更惨。据研究，在公元500-800年的300年里，苏北平原共发生过5次饥馑；在801-1100年的300年中，共发生饥馑18次；在1101-1400年（即宋中期以后）的300年里，共发生过饥馑27次；在1401-1700年（明前期至清前期）的300年里，苏北平原共发生过饥馑74次；1701-1950年的250年中，共发生过饥馑53次。[154]由此可见，淮北的农业根本就没有受到国家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