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正如前面所说，陈云同志对于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思考，早在5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例如，他曾在1954年一次各大区负责人会议上讲到中国工业化特点时说：“资本主义在盲目中依靠自然调节，能够相当地按比例发展；我们说按比例发展，是从长时间来算的；从短期看，只是力求建设与消费， 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脱节不要太远而已。 ”1956年，陈云同志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后出现的新情况，在党的八大上提出了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个体经营为辅，计划生产为主、自由生产为辅，国家市场为主、自由市场为辅的经济体制改革构想。这一构想虽然当时未能付诸实施，但却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挥了作用。正如1981年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所指出的：“陈云同志的这个意见对于当前的改革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注：《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029页。）不同的是，在50年代，陈云同志用的是“自由生产”、“自由市场”这样的概念，而在70年代末用的是“市场调节”的概念。
    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市场调节”和“市场经济”这两个词最初是相互混用的，都是指在计划经济下的市场调节。在陈云同志那份提纲手稿中，这两个词都有。但提纲发表前，十一届六中全会已经开过，十二大报告正在起草，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中用的是“市场调节”，十二大报告根据陈云同志后来的提法，明确写上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注：《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2页。）所以，编辑部门为了统一提法，在征得他本人同意后，将手稿中的“市场经济”改成了“市场调节”。以后，《陈云文选》（1956-1985年）在收入这份提纲时，也用的是“市场调节”。但提纲手稿的影印件却在1991年出版的《老一辈革命家手迹选》上发表了，那上面仍是“市场经济”。1995年《陈云文选》再版时，被改为“市场调节”的地方索性按手稿改成了“市场经济”。为了说明这两个词在当时是混用的，还可举邓小平同志1979年11月26日与美国人吉布尼的谈话为例。在那次谈话中，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邓小平同志在这里所说的市场经济，看来也是指在计划经济下的市场调节。它与我们现在正在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联系，但不是一个意思。
    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含义
    在80年代初，我国经济学界通常将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各种观点分为“板块说”和“渗透说”，而且一般倾向于把陈云同志的观点归于“板块说”。所谓“板块说”，是把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视为整个经济中两个按照不同方式运行的部分，彼此之间像“板块”一样相互隔绝。所谓“渗透说”，是把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视为经济运行中的两种调节手段，作经济计划时要运用市场经济中一些通行的原则，搞市场调节时也要依靠国家总的计划指导，彼此之间像水和土混在一起似的相互“渗透”。我认为，把陈云同志的观点理解为“板块说”是不错的，但只当作“板块说”则是片面的。应当说，在陈云同志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思想中，既有“板块”的意思，也有“渗透”的意思；而且越往后，“渗透”的成份越多。
    1956年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陈云同志提出：在公私合营进入高潮的日子里，有些不该合营的合营了，不该合并的合并了，有些可以合并的也合并得太大了。小商店、摊贩、挑贩、修理服务行业中的个体户合营后，积极性会大为降低，给消费者造成很大不便，因此要让他们长期单独经营。工业、商业、服务业中的大厂大店，合营后没有了竞争，没有了利润刺激，只顾自己方便，不顾消费者需要，愿意生产大路货，不愿生产数量少而质量高的东西，因此，它们原有的生产经营方式要照旧维持不变。他还提出，对有些商品，要将过去的统购统销改为选购代销，工厂超产的部分允许自销，并且实行优质优价。他说：“既要实行计划经济，管好市场，反对投机倒把，又不要把市场搞死。不走这条路，我们又找不出一条好的出路来。”（注：《陈云文选》第2卷，第334页。）什么是好的出路呢？他在一次会上说过：“苏联的生产无论大小一律纳入计划，我们可否来个大计划小自由，即在重要产品方面有计划，对次要产品搞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不是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下的自由市场。总之，要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到了党的八大，陈云同志将他的思考进一步系统化，完整地提出了超越苏联模式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构想。上述可以看出，在陈云同志当初的设想中，按计划的生产经营和按市场需求的生产经营就是两个部分，但是，按计划生产经营的部分必须充分考虑市场的需求；完全按市场需求生产经营的部分也不能离开国家总的计划，因为它“不是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下的自由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