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
    “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句话，是陈云同志1981年底开始提出的。这一提法与陈云同志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一贯思想完全一致，但与他过去提出的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把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等等提法相比较，显然有强调计划经济的意思。为什么在提法上会发生这种微妙的变化呢？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回到80年代初我国经济形势的大背景中去寻找答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根据陈云同志的建议，决定对国民经济采取“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用三年时间基本改变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状况。但到了1979年底，基本建设的总规模不仅没有压下来，相反财政收支逆差170.7亿元， 出现建国以来最大的赤字；外贸出口虽然比上年有所增加，但进口增加更多，逆差20亿美元。到1980年底，财政、外贸继续保持巨额赤字，迫使两年增发货币130亿元，造成物价大幅上涨。正如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12 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所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同志负责财经工作，提出了调整方针，去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对此作出了决定。 但因全党认识不一致，也很不深刻，所以执行得很不得力。”（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4页。）而在妨碍调整的诸多认识中，有一种是没有摆正调整与改革的关系，在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强调计划性和集中统一时，过分突出了市场调节和扩大自主权的作用。
    针对这种认识，陈云同志在同一次会上指出：“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这绝对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要使改革有利于调整，也有利于改革本身的成功。”（注：《陈云文选》第3卷，第279页。）例如，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如何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陈云同志早在1978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五点意见》的发言中指出：“要给各省市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注：《陈云文选》第3卷，第237页。）可见，陈云同志是主张扩大地方财政自主权的。但是，在经济调整期间，中央财政有很大赤字，需要动用地方的财政结余予以弥补；另一方面，地方扩大自主权的改革不配套，缺少自我约束的机制，有了财政结余往往用于扩大基本建设投资，与压缩基建规模的调整目标相矛盾；更为严重的是，建国初期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八十，而1979年和1980年，这一比例下降为14%和16%，地方财政反而占到了80%多。因此，陈云同志提出，今后若干年，地方财政结余要冻结；一切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当年的结余也不许动用，非动不可的要经过批准。他说：“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没有这样一个集中是不行的，否则就会乱套，也不利于改革。”（注：《陈云文选》第3卷，第279页。）
    在那次会上，邓小平同志表示，他“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今后一段时间内，重点是抓调整，改革要服从于调整，有利于调整，不能妨碍调整”。“在调整中实行高度的集中统一，是完全必要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2页。）他还提出，1980年进行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工作明年不再扩大；1979年7月决定在深圳、 珠海等地试办经济特区的工作，在步骤和办法上服从调整，走慢一点。到了1989年，他在谈到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时还指出：“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6页。）
    促使陈云同志强调计划的原因中，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在提出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为价值规律恢复名誉之后，一些同志产生了种种误解。一种是以为只要按照价值规律办事，就应当无条件地放开价格，使价格尽快符合价值，不必人为地搞什么补贴。另一种是以为只要按照价值规律办事，就不能再搞什么计划管理，对诸如农民种什么、企业发多少奖金、地方搞什么项目，统统不要管，否则就是“婆婆管媳妇”，就是“当顶门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