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陈云同志在下放江西和在家赋闲期间，重新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斯大林文集》、《毛泽东选集》，特别是逐字逐句通读了《列宁全集》中自1917年二月革命后至列宁逝世前的10卷，对社会主义社会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这一思考的结晶便是1979年3月的那份提纲。 从那份提纲中可以看出，陈云同志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思想中，“板块说”的意思是非常明显的。例如，提纲中说：“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盲目性调节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须的。”（注：《陈云文选》第3卷，第245页。）这段话后面又写道：“问题的关键是，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是有意识地认识到这两种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还没有弄清这两种经济在不同部门应占的不同比例。”（注：《陈云文选》第3卷，第245页。）但是，看过全文，计划与市场指两种手段的意思也是十分明显的。例如，他指出：“60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谓市场调节，就是按价值规律调节，在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可以用‘无政府’、‘盲目’生产的办法来加以调节。”（注：《陈云文选》第3卷，第244～245页。）他举例说，解放初期，为了发展棉花，把1 斤皮棉价定为8斤米价，结果棉花大发展。显然， 这里讲的计划（发展棉花）就是通过价值规律的调节（1斤皮棉价定为8斤米价）来实现的。他还指出：不认识到社会主义时期存在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这两种经济的后果是：计划权力太集中；计划太死，包括的东西太多；计划时常脱节，计划机构忙于日常调度；地方对建设太热心，真正机动的财力太少；同志们对价值规律忽视，思想上没有“利润”概念，“是大少爷办经济，不是企业家办经济”。（注：《陈云文选》第3卷，第246页。）这些论述表明，陈云同志所讲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同时含有“渗透说”的意思。
    记得在陈云同志那份提纲发表前，一位领导同志给我打电话，说中央正组织一些人草拟新宪法，其中对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系是这样描述的：国家计划要自觉利用价值规律，市场调节要在国家总的计划指导下进行。因此，他建议陈云同志将那份提纲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应当有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这两部分经济的提法修改一下。我向陈云同志报告后，陈云同志说他同意新宪法草案中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提法，如何把提法搞得更准确还可以继续研究，但是他那份提纲就不改了，因为提纲中虽然讲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是两个部分，但市场调节要在总的计划指导下进行、制定和落实计划也要运用价值规律的意思是明确的。以后新宪法草案对这个问题的描述改为：“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国家通过经济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注：《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22页。）党的十二大报告在谈到贯彻“以计划经济为主、 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时，也使用了这一提法。此外，这个报告对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系问题还有以下一些表述，即市场调节是“由国家统一计划划出一定的范围，由价值规律自发地起调节作用”；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决不能忽视和放松国家计划的统一领导”；“无论是实行指令性计划还是指导性计划，都要力求符合客观实际，经常研究市场供需状况的变化，自觉利用价值规律，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引导企业实现国家计划的要求。”（注：《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2～23页。）很清楚，这些表述既有“板块说”，也有“渗透说”。对此，陈云同志在事先审阅报告稿时都是同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