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六鸿在《福惠全书》的凡例中讲道：“每见牧宰于钱谷刑名而外，多非所计。”实际上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刑名钱谷关乎州县官的经济收入，而考成又关乎州县官的前程。李成林在政务繁忙之时，外出经常经月，他一面应付眼前的事务，一面不忘向上宪提出考成的问题。州县的考成是以钱粮催比，刑名完结为前提。以钱粮为例，按吏部则例，“地丁钱粮轻徵州县官，欠不及一分者，停其升转，罚俸一年；欠一分者，降职一级；欠二分者，降职二级；欠三分者，降职三级；欠四分者，降四级；俱令戴罪征收；欠五分以上者，革职。”但有一点可以例外，那就是看州县官忙不忙，“上忙能完至三分，下忙能完至五分者，免其议处；上忙完不及三分者，罚俸一年；下忙完不及五分者，降一级留任”[22]。奖惩均有明文，老练的州县官则善于避重就轻。李成林就是如此，他一方面讲自己“不特席不暇暖，而且过门不入”的特忙，一面讲有关考成之事。这样便可使自己进入上忙之列，考成也可从优。此外，他不放弃所有关乎自己实际经济利益的事，如支放钱粮、设立墨皂、捐补驿马等，凡事涉钱粮和赔补、捐赀之事，都一一收录，且一而再，再而三地申请协济开销。
    在《令梅治状》中，李成林不止一次提到大差过境，给自己增加许多无名之费。应付大差，是令州县官头疼的一件事。所谓大差，是指钦差大臣、内臣、阁部、督抚等尊官。这些大差说起来与州县关碍不大，因他们是匆匆过客，今日酒席言欢叙宾主，明日陌路相逢不相识。即使如此，州县官无不畏造流言于当路，图报复于不料，更何况州县官还想在接送过程中谋取某种利益，即使是不谋利益，也有其避祸之心。因此当大差将要到来时，“州县须先探听官员几位，跟随若干人，乘马若干匹，以便预备。”此外，“桥梁道路，应修治者速为修治；河津应设渡船者，速为调集；公馆之应对贴扫除，毡彩床桌器用之应借办，供给食用，长马槽棚草料之应整备，俱要一一足用无缺”[23]。这样一来，“酒席等项为无名供应”，所费无从核销，这种无名之费，看起来微不足道，若大差频繁，费用不少，州县官往往“借名私派里民，及暗加火耗。”[24]将之转嫁于民。对于这种弊端，康熙是很清楚的，他对派遣监督河工的工部尚书冀如锡说：“近闻奉命差往外省，地方官吏所在迎送，甚为劳扰”[25]。但他并未对此制定严格的条例，直到雍正元年时才制定《违例送迎供应》例，后经修订为七条，对送奉承过度，谄媚营求者，均按私罪处置。惩处条例规定可以说相当严密，但在实际上是很难严格执行[26]。
    李成林多次谈及库项动用和支付的问题。库项钱粮不准挪用，上有禁令，例有明文，但在特殊的情况下是可以动支的，如“遇有公务，方许动支耗羡银两，其动支数目，令该司于离任时造册交与接印官查核”[27]。由于公务的概念模糊不清，只有上宪批准的项目才算公务，否则这种动支就是“侵欺”。前者是算公罪，最多也就是降级处分。后者则是私罪，非但革职拟罪，还要勒限追偿。在这种情况下，州县官都是避重就轻，将挪用之库项变为公务动支，即使在不能开销的情况下，还可将之转嫁给下任。避重就轻也需得法，动支是公务，而公务则是上方认可的事务。上方认可的项目是可以开销的，即使当时未能开销，还可以交接，这样的关键就在上方是否认可。要上方认可不太容易，因为向上申报时，必须是以请示开销或协济的名义，再加上所请多不能如意回复，迫使州县在请示中弄虚作假。如李成林在任内添补驿马，五年间共买七百余匹，“节次申报在案，其倒马皮张，验准开销者，十止二三也”（《捐补驿马》）。既然是多报少批，下面在申报时也就会以少报多。《吏部则例》对“以多报少，以少报多”的种种弄虚作假行为的处分规定之多，说明这种行为相当普遍。虚报本来是很恶劣的事，但事不关大局之事，罪仅称“不符”。如事关大体的事，则罪名“捏称”。前者按公罪，后者按私罪处分。何者关大体，本身就没有严格的界线，这样就使人为的因素变为主导。
    在封建专制的政体下，无论是君主，还是官僚，他们都不难于政务，而是难于各种人际关系。这种关系犹如一张网，把他们连结在一起，使他们既有共同和不愿分让的利益，又有不同的和不与人共享利害的动机，还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在这种情况下，官僚之间的竞争和角逐是不可避免的，所产生的人际关系也是相当复杂的，无怪乎李成林在各种艰难之下长叹：“更苦于人情之难调”（《接送御马》）。可以说，州县官施政的重心基本上都放在协调各种人际关系之上[28]。
    其三，从文书运转形式来看，舞文弄墨，文牍风气甚重，这是一种官场习气。政务不在能干不能干，关键在于能说不能说。能干不如会说的，这是官僚制度的主要弊病之一，且与官僚制度相始终。